【史海钩沉】：精兵简政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境况并不好，这可以从当时广为流传的两次事件舆情看出。
第一次：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
第二次：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遇雷击身亡。伍兰花悲痛万分，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
这两次事件虽然最终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民众的情绪反映出当时情况的艰难。
持久阶段的困难
战争的结局，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决于敌对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这个过程大概就是持久战的“底层逻辑”了。在三个阶段中，最为辛苦的自然就是拉锯中的持久阶段。实际上，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不仅仅是陕甘宁边区，各个抗日根据地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外部的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更加频繁，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让根据地的运转空间大大缩减；其次，抗日根据地受到水、旱、虫、瘟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经济形势极不乐观；第三，国共关系并不友好，国民党封锁了中共外援通道。
内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抗日根据地大多在经济基础落后、交通闭塞的区域，随着驻地军队和政权系统脱离生产人员不断增加，民众负担日渐加剧；另一个是抗日根据地还普遍存在着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浪费，这就使得“兵事合一”体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
所谓“鱼大水小”是指脱产人员和生产人员的比例。早在1940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节省人力物力坚持长期抗战的指示》就明确要求“甲、全区域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与全人口（不固定的游击区和敌战区不在内）之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三。乙、军队人数（不脱离生产者不在内）与党政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之比例至多应为二比一即两个军人一个文人”。同年，彭德怀也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3%。
但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记载，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脱离生产人员人数1937年时为1.6万人，1939年直线升至4.9万人，1940年升至6.1万人，1941年升至7.3万人，年均增速为1.2万人以上。抗日根据地脱产人员的不断增加，势必加重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所谓“头重脚轻”是指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部门机构臃肿，“上级机关叠床架屋、骈枝铺张，而下级机关则人少事繁”。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仅上层直属机关就有35个，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功能的重叠，也就是不同机关常常干同一件事。但是因为各个机关的出发点不完全一致，这样下来就会出现指挥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在动员上，“政府动员、军队动员甚至个别机关不经过政府也去动员，致老百姓不知所以”。在“头重”的同时，组织建设中还出现“脚轻”，基层办事人员却严重不足。例如，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每个乡政府管辖范围纵横30里，工作人员却只有乡长一人，而他对接的上级主管机关却很多。可以想象，人少文化程度有限情况下，基层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精兵简政
李鼎铭，“精兵简政” 提案人。1881年生，原是米脂县的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曾在米脂创办小学，后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1941 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时间：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
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尽管提案在酝酿过程中也有不同意见，但基于对当地情况的熟知以及对未来的关切，李鼎铭还是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得到了大多数参议员的认可。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在提案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结果
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政策方针后，各个根据地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组织和行政改革。仅仅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政策效果就明显的表现出来。
首先，机构精简后，政府运作成本大幅降低，人民负担得到减轻。“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到1943年已经裁并了1/4”。“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个，税局、税所从95个减至65个，各系统缉私机关与保安处检查机关合并。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从原来的八、九个减至四、五个”。“山东省政权干部共减少7000人，若以每人每年所需鞋子衣服等合洋1000元计算，就节省700万元；每人每年需粮食821斤，节省粮食574.7万斤，以每斤5元计算，共节省3873.5万元。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4005146人，每人每年可减轻负担8.9元”。
其次，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精简人员后，各个单位人浮于事的现象大为改观。“陕甘宁边区通信部，因紧缩机构，实行整风后，气象一新。1943年不仅积压与错误等毛病完全消除，而且投递数量由一月至四月平均每天16661件，增加到五月至十一月平均每天30078件，提高工作效率一倍。”
最后，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随着精简工作不断深入，之前出现的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制度不统一等情况得到了纠正，同时各自为政、各抓一把、自行其是的工作作风也得到了整顿。“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撤销115师、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各支队的番号，部队整编为13个主力兵团，其余部队编为地方武装，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建设。从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战略方针上、军事建设上达到了完全的统一。”
毫无疑问，在中国革命史上，精兵简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为持久战构筑起最坚实的根基。也正因为此，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