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杜武库”的杜预有一个很经典的解释：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个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时代相近，鲁隐公又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之业，鲁隐公能够光宗耀祖的话，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解释，唐代孔颖达也深以为然。

按杜预和孔颖达的说法，春秋的编纂属于“观念先行”，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事实上这种观念源远流长——许兆昌说周代史官编写历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历史研究，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而篡改历史，也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正如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

此观点很值得推敲。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是鲁孝公执政晚期，鲁孝公之后是鲁惠公，鲁惠公元年是周平王三年，而鲁隐公元年却是周平王49年。如果按照杜预的说法，春秋起始应该是周平王元年，退一步说，就算以鲁国纪年为本，也应该是鲁惠公元年开始，而不是鲁隐公。

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的解释：之所以从隐公开始，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隐公时代是孔子祖父辈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这是相当朴素的解释，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却不能为其它说法证伪。比如汉代人就认为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人制定宪法，那么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这12君，242年，在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可不容小觑。12君与一年12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至于242年，有人解释，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的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所以是240年。那么还差2年呢，王充解释道，那些经师认为死卡242年，则应从隐公三年开始，但这显得不当不正，所以孔子才往前挪了两年。

讲左传者认为，孔子做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所在之时周德衰微，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以匡扶周礼，继往开来；公羊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室，尊鲁国以为王室，把周朝文的风格，变回殷商质的风格；穀梁家又说，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微，天下动荡，孔子忧心而作春秋，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

到了宋代，春秋在群经之中更是备受尊崇。孙复是北宋春秋学的开山鼻祖。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感叹天下无王，与鲁隐公没有多大关系。春秋始于鲁隐公只是由于鲁隐公正值周平王末年，周平王已经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王了，从鲁国的视角看，周平王在经历了鲁孝公、鲁惠公也没能实现中兴，这一来周朝再也复兴无望。但我们依然可以较真的问一下，为什么周平王一死，周朝就再也复兴无望？

按史记记载，平王东迁之后，鲁国的第一位国君是鲁惠公，如果春秋是从鲁惠公开始，或者平王东迁是在鲁惠公即位之后，那后人真的会省去很多麻烦。还真有这种说法。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里面有8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平王东迁后的第一任国君就是鲁隐公，不是鲁惠公，春秋便自然从鲁隐公开始。但这与史记的记载不同，且没有找到明确的出处。

还有一个说法，“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这听起来匪夷所思，提出的人名叫顾炎武，对，就是那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顾的理由是，《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访问鲁国，韩宣子到太史氏参观藏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感慨道“周礼尽在鲁国啊。我今天可算感受到周公的圣德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了！”从左传的这段记载来看，鲁国自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有正经的国史，负责记录档案的也都是一代代优秀的史官，但是自鲁隐公开始，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惧怕历史会被中断，这才开始编纂春秋。鲁国鲁隐公以前的档案都还完好，又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述而不作”。所以说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只是之前的已经失传。

问题只有一个，但答案却很多。还有一个说法角度刁钻，就是春秋的发端是和三桓有关。所谓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鲁桓公的四个儿子，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兄弟四人围绕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庆父的后人另立宗族，成为孟孙氏，叔牙的后人成为叔孙氏，季友的后人成为季孙氏，而这几人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成为三桓。而鲁桓公是鲁隐公的弟弟，且杀了鲁隐公，所以孔子认为要想说清楚当代史，就避不开三桓，而要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要从鲁隐公说起。这个分析似乎合理，但找不到有力的例证。

然而，很多时候，合理往往存在缺陷，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之前提过的，春秋十二君，是为了效法天数。十二对古人来说确实是不寻常的数字。《左传·哀公七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规定是十二，以为这是天之大数。古人对数字的附会并不罕见，周礼中做衣服也都以十二来做文章，史记的十二本纪，再比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也是为了顺应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至于始隐问题，以上所有答案都是启发性答案，终究缺乏铁证。期待考古有更多新的发现，为这一问题找到有力证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