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一到初三，每周到校时必带一种劳动工具，除了平整学校操场以外，主要是下队劳动。至于上山砍柴，下沟担水都是家常便饭。
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初二班的班主任王老师在我这里借了几担水（我是初三的班长），事后不愿意归还，我追着王老师讨要。王老师是一个嘴拙之人，显然没有料到我的穷追不舍，而我又认为自己代表班级，班级利益不可触犯。
遇到这样的学生，王老师只好自认倒霉，表示要和我的班主任接洽云云。现在回想当初居然为了几桶水和老师争执，就是因为下沟担水太不容易。
初一入学的时候，没有宿舍。报名注册后的当天晚上，杨述仁老师把一群男生领到潘湾一个姓杨的人家窑洞里，地上铺了一层麦草，大家把各自所带被褥铺在麦草上面，这就是我们的床铺。
记不得那个窑洞里住了多少人，总之几天之后我就逃离了，在雷家山王君平同学的家里睡了一个冬天的热炕。
后来学校把一个大教室改造为学生宿舍，才算解决了住宿问题。
但二三十个人住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闲话。有个月夜，武老师突然在窗外精准地点名。那些被点名的同学站在月光底下，身后长长的影子至今留在记忆里。
通常制止大家发声的办法都是靠近窗户的同学突然敲几下窗户玻璃，宿舍瞬间就安静了。谁也不知道窗外到底有没有老师检查，谁都不想衣衫不整地站在月光下，于是一个个闭嘴、睡觉。
三个年级三个班，教职工大约十个人吧。没有专职的音体美老师，所有老师都是多面手。这个班级是数学老师，在另外一个班可能就是政治老师或者音乐老师。
有个辍学的同学去学吹唢呐了。因为在张廷阳老师的课堂上学会了简谱，不足月余师傅就没啥教了，原因是他用简谱记录了所有的乐曲。其实，张老师不是音乐教师，可能也就懂得一点点简谱，他更多时候是数学教师。
大多数老师也不会唱歌，我们课间所唱的歌曲貌似都是某个大聪明从收音机里听来教会大家的。至于唱得好不好也没有人计较，也没有人知道。反正歌声嘹亮，预备玲声响后，必然要唱一首歌。
当时很多老师都是半脱产身份或者就是民办教师，日子并不光鲜，过得很艰苦。几年之后，因为张柱同学在那里教书，我终于堂而皇之地在教师灶上吃过一次饭。饭桌子上只有俩个盅盅：一个是盐，一个是辣子。如果说还有下饭菜的话，那就是老师们互相打趣的笑声。
对于中学生来说，吃饭永远是大事。学校有教师灶和学生大灶。我们把黄米或者白面（很少）交到学生大灶换回米票或面票。但大家最主要的食物是每周从家里背来的烙馍和咸菜。每到开饭时间，宿舍里各种木箱打开后，烙馍、咸菜、油泼辣子，还有脚臭，各种味道在宿舍里混合成一种奇怪的味道。。
每周前三天，烙馍都是正常的味道。周四开始，烙馍开始发霉。先长出一些白毛，接着是绿毛，到了周六就是黑毛了。但不管长出了什么毛，大家都一律用手轻轻抹掉，泡在开水缸子里，在同学的咸菜罐头里夹一筷子，有滋有味儿地下肚了，好像也没有人因此吃坏过肚子。
学生大灶通常都供应黄米干饭，没有菜。我们是小麦主产区，当时的主要食物却是黄米！吃黄米的最大好处是我以后无论在南方读大学还是工作，适应了一日三餐都是米饭的饮食方式。
艰苦的年月，却有快乐的生活。让我们记住那些年一起陪伴过的老师的姓名吧，尽管有的我在其他文章里写过。他们的名字是赵良璧、杨述仁、张廷阳、赵志刚、方百江、刘志仁、夏志强、徐正江、武俊峰、王丕显、杨宏华、道全锁。其中张老师和王老师已经去世多年。
如今蔡口集初中早已搬迁到了六七里外的高塬，原址又恢复成为了当初的小庙。去年8月份路过的时候，恰逢庙会。我把自己给神仙跪拜烧香的第一次献给了当初苦读的这片土地上的神。
烧香后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来庙里的神仙是伍员伍子胥，当地叫他显圣爷。这个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应该和这里没有交集，不知道这里为何有他的庙？
听说这些年来，我的母校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孩子。学校也建设成为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学校，这里顺便祝福母校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