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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打工路，是从17岁那年正式启程的。

家里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那个年代的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同龄的女孩大多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了，要么外出打童工，要么在家做家务——村里人总说，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没用，还浪费钱。

我小时候身体弱，中考前又生了场病，发挥失常只考了460分，离重点高中的518分差了一大截。好在有普通高中抛来橄榄枝，说可以免费入学。爸妈把这当成家族大事，特意去问了爷爷。爷爷召集家人说：“女孩子嘛，不用上学了，18岁后记忆力就差了，成年嫁人才是正途。”

妈妈起初不同意。没过几天，爸爸的一个同学来串门，说自家孩子也没考好，打算送到鹰潭读中专，二年半就能毕业，还包分配工作。妈妈一听“包分配”，眼睛亮了，第二天就找到招生老师。一年学费3600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妈妈咬着牙交了钱。

可我不想去。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一直比弟弟好，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考高中、上大学，实在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但习惯了听话的我，最终还是妥协了。

那之后，我和妈妈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心里像扎了根刺，恨她没给我上高中的机会，却又没勇气自己争取。两年半的中专生活，我很少回家，有空就泡在市区的图书馆。靠着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执念，我年年拿年级第一，还得了500元奖学金，总盼着妈妈能因此改变主意，让我圆大学梦。

可妈妈没有。快毕业时，学校说我表现优秀，让我留校当助教，前半年300元/月，也就意味着还要让父母补贴才能工作，也许是因为家里三个孩子上学，家里实在快揭不开锅了，妈妈并没有同意。于是就给学校交了700元分配费，把我和几个同学分到了杭州的一家公司。17岁的我，就这样踏上了打工路。但不到半个月，我就熬不住了——饮食不习惯，心里也堵得慌。有次跟叔叔打电话，听说他要带员工来杭州西湖旅游，我羡慕得不行，第二天就辞了职，背着包回了家。

我想让爷爷说服叔叔，带我去广州打工。到广州两个月后，经叔叔安排，我进了他所在的分工厂。年纪小，只能打杂：打扫卫生、打包货物，甚至通下水道。看着当主管的叔叔每年坐飞机回家过年，风光无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打了半年工，我攥着攒下的500块钱——当时一小时工资才1.7元——报了电脑班。半年后，我从打杂的员工升到车间文员；又过了8个月，调到人事部门做文员，后来更是进了总部。19岁那年，我成了这家港资公司200多个白领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工作之余，我写文章投稿，还拿到了几笔稿费，也报了自考大专，一心学习和工作。

可再往后一年，我开始飘飘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当主管，既不听叔叔的劝告，也瞧不上新来的HR主管，任性地辞了职。

这成了我往后人生里，最后悔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