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华日报〉在祠堂街》
在对中国近代文史的研究与写作中，“新华日报”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但《新华日报》的前世今生、《新华日报》与成都祠堂街的关系，谁能说得一清二楚？2026年1月，由成都市青羊区档案馆编撰、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新华日报〉在祠堂街》，用图文并茂、文字解读与文学创作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新华日报》的创办、发行、作用等历史，把与之关系密切并承载了其部分记忆的祠堂街娓娓道来。从这部280×280毫米特异开本、皇皇30万字、资料翔实的档案型文献汇编中，我们不但看到了8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革命故事，同时也看到了编撰人员在茫茫史海中搜集求证的苦心孤诣。
被誉为“革命灯塔”“共产党的嘴巴”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这份“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创刊后不到两个月，就在成都祠堂街103号设立代定处。虽然后来门牌号几经变更，但祠堂街不仅是《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发行点，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成都乃至川西北地区重要的革命据点和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在祠堂街》一书详细描述了祠堂街作为成都重要红色遗迹的革命先辈斗争故事，展示了大量老报纸、历史照片，重现了当年的革命历史和市井生活，让读者了解这段成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翻阅这本厚重的书，从一幅幅饱含沧桑岁月的历史老照片、一张张标注翔实的老地图、一个个感人肺腑的老故事里，祠堂街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尤其令人钦佩的是编撰者不辞辛劳的付出：虽然《新华日报》从在成都设立发行机构到被迫撤离只有九年多时间，从撤离到今天也不足80年，但大部分当事人已牺牲或去世，档案数字化也是近年才逐步建立。编撰者只能走访幸存的老同志，同时在浩荡繁杂的历史档案中爬梳。正如书中所言，他们“在几十万件历史档案中，不厌其烦地查阅”，并且每一幅图片都有出处，每一条资料都有来源，每一幅地图都作了说明。“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成为全书的编撰核心，再辅以马识途、李致等人的回忆，祠堂街所承载的《新华日报》相关历史便真实地再现出来。
历史需要后来人记住。尤其是事关民族生死存亡、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更要客观、真实、公正地记录下来。作为喜欢历史并创作过不少文史作品的读者，我深知查证历史就是追寻历史真相，而历史真相里蕴藏着值得传承的精神。
与本书相似，同样致力于打捞历史真相的，还有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纪实文学《寻找马吉影片》。作者陈旻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编、资深记者。她为该书付出的心血，不止于媒体记者的职业敏感和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严谨态度，更有为正义呐喊的满腔赤诚，以及亲自参与追寻马吉影片的难忘经历。她以大海捞针般的艰苦追索历史真相，围绕寻找“马吉影片”的故事，穿插《拉贝日记》再现于世的经过，以新闻在场的方式追踪历史，从媒体记者的视角、用作家的创作手法，展现了炎黄子孙锲而不舍打捞历史真相的勇气与责任担当，绘制出一幅向正义呐喊的英雄图谱，书写了一阙坚持正义、热爱和平的激昂颂歌。两部作品一南一西，但那种对史实的执着追寻如出一辙。
不过，书评既要肯定成就，也应指出可能的局限。《〈新华日报〉在祠堂街》作为档案型文献汇编，长处在于材料的权威性与完整性，短处则在于叙事连贯性上的天然不足。书中大量档案图片、地图和文献摘录，对普通读者而言可能稍显芜杂，阅读门槛较高；若能在部分章节增加更清晰的叙事线索或背景小结，或许会更便于大众传播。另外，280×280毫米的方形开本固然别致，但放在书架上略显另类，翻阅时也不如常规开本顺手——当然，这是编撰者的艺术选择，不影响内容的价值。客观地说，正是由于编撰团队坚持“量”与“质”并重，才保证了这本书的史料可信度，而这一点比开本形式重要得多。
“离开了实与真，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在探讨史学的品格时如是说。史学不能讲空话，但求实存真却艰难——不仅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更要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新华日报〉在祠堂街》一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编撰者以“史家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自勉，客观公正、专精敏锐，使这部档案汇编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
读书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重境界，写作，特别是文史创作，更需具备梁启超所言的史家四长。回到书名中的“寻找”——编撰者在档案堆里寻找历史的碎片，读者在书页间寻找被掩埋的真实。祠堂街那间小小的发行处，早已融入城市变迁，但通过这样一部求真存实之作，我们依然能触摸到80多年前那份炽热的信仰。这，或许就是“寻找”的最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