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话不黄
蓝边小碗，我们乡下叫作汤盅。过去是小孩吃饭专用，可能便于大人控制孩子的饭量；如今，则是大人吃饭专用，可能用来暗示大人少吃饭多吃菜吧。
父亲大名黄敬，自己起的；曾用名黄凤章，父辈给的。父亲给我的碗，就是蓝边小碗。父亲一生虽没什么积蓄，但过得倒还清闲、洒脱。他心里怎么想，猜不透，至少表面平静似水、无牵无挂的。邻里乡亲一说起父亲，两个字：聪明。
我们那儿把习惯用左手的人视作聪明之人，父亲就是个用左手的人。他唯有吃饭拿筷子和写字握笔用右手，听爷爷讲，起先也用左手，上学后被老师强行改过来的。父亲用左手包的粽子，有棱有角，非常精致。作为男孩子家，他照样会纳鞋底，纳的底比女孩子纳的更细、更密。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还自成一体。写文章出笔也很快，平日里求他写困难补助申请书、上诉状之类的乡亲不少，他有求必应，也就一两支烟的工夫，还从不收取分文。放在如今，呵呵，市场经济了，算个第二职业，捞点小费不为过吧。父亲的口才更是了得,担任杨辉大队支部书记时，他可以讲几个小时不带重复的，还常常把与会者逗得前仰后合。有一次，还应邀当了一回被告辩护人。据反馈信息，辩得有章有法、有理有节，很让科班们吃惊。
父亲步入不惑年后，经过十几年的漂荡、折腾，他把谋生手段锁定理发。弟兄仨简直喜出望外，马上配合张罗。从未拿过剃刀的他，只在师傅那儿看了几天，便自起炉灶，“洁美理发店”就此开张。开始，我们弟兄仨的头只是他刀下的试验品。但很快，父亲的手艺便像模像样了。到后来，父亲还拥有了不少回头客，店址也从自家客厅乔迁到了马路门面房。
1994年6月，父亲因脸色蜡黄，怀疑是黄胆肝炎，由我打理，住进了县传染病医院。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陪父亲做验血、胸透等常规检查，包括B超，看是不是肝胆又犯事了。父亲有血吸虫病史，每年一查一个准，还为此数次住院。到后来，懒得理这样的“中奖”报告了，不当回事就挺过去了。胆呢，记得父亲上初一才一个月，因为肚子疼痛难忍住进了医院。一查不得了，蛔虫钻到胆里，快把胆挤破了。这么着，胆被摘了，父亲也就此休了学。父亲的B超检查结果令人伤心：胰腺癌！拿着报告的我无法控制自己，泪眼模糊，安慰父亲的话显得苍白、无力。父亲当然能觉察，人一下软软地靠在门沿，掩面哭了。早些日子，父亲时有腹痛。叫他去仔细查查，父亲总拿“没啥大病的，死不了就行”敷衍，只让我在中心医院给他买些胃药之类对付。现在看来，病根早埋下了呀。再住在传染病医院是多余的了，我又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将他送到新场医院内科病房入住，等候动手术。
父亲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平时对生老病死看得很淡，对死的话题不忌讳，还常拿此开玩笑。他也不忌讳死。乡邻四周遇到有人过世，父亲都会前去帮忙，为死者净身穿寿衣。那次短暂伤感以后，我就再也没看见、听到他因得癌症而唉声叹气。就是病痛折磨得龇牙咧嘴，也从不哼出声，怕我们担心。父亲还常劝我们：“你们不用劝我，我也经常这样劝人家的。天要下雨娘要嫁，随它去。”
其实，说谁不怕死，那是屁话！只是承受程度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当死神真真切切地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的想法、情绪都会不自觉地发生变化，再坚强的人也是如此。我从未见过父亲掉泪，有的只是被父亲打哭的份，可当父亲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他同样无法一下承受突如其来的噩耗。动手术那天，父亲已自己走进手术室，躺上了手术床。做手术的医生是父亲的老熟人，他一句善意的提醒,把父亲吓出了手术室，让我们措手不及。用他的话说，“与其让麻药醉死，不如赖活几天。”弟兄仨费了不少口舌，最后还劳驾当时的李荣华院长当了主刀。给你添麻烦了，李院长。
手术很顺利，术后也恢复得不错。出院后的父亲兴致高了，就召集几个老友搓几圈麻将消遣。
同年8月底，一脸消瘦、头发因病一下变白的父亲从新场赶到南汇中心医院产科病房，想看看他孙子的模样。可惜，我那超过预产期的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还没动静。父亲只身骑自行车来的，足足化了两个小时。我惊讶父亲的毅力，他可是个重病人啊。父亲的手里拎了一叠用稻草绳扎严实的小碗，“没啥送给你们，在新场镇上买了几只汤盅，你们好歹收着吧。”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给儿子送礼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父亲八十年代初离开新场砖瓦厂后，平日里基本无所事事，经济上也没什么来路。但抽烟喝酒是少不得开销的，东筹西借便成为必然。每到年关，便是爷爷和弟兄仨头疼的时候。上门要钱的不少，数额也就几十、一百的，还都是亲戚、朋友和乡邻托父亲办事用的。父亲呢，早借口出门了。那时也没呼机、手机，爷爷自己，有时也差三个孙子出去寻。茫茫人海，我们大多是独自而归。钱，自然一老三小拿不出。我们替父亲受气不说，更陪上了无数的好话、无尽的笑脸。到后来，我们祖孙四人都怕过年了。就是父亲一不小心在家，讨者来时气鼓鼓，走时钱没到手，脸上却变成笑呵呵了。真不知他老人家用了什么妙法。我们弟兄仨都有了一份职业后，父亲便作交代，养你们这么大，没苦劳有疲劳，总不能让老头子没吃没喝吧。
说心里话，当时的父亲和我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至少是母亲在世时，父亲做干部、干农活，都还过得去。对我们弟兄仨的管教也非常严格，打骂是家常便饭。他对我们弟兄仨的学习不太上心，但对如何做人却格外用心，我在这方面吃了记不清的巴掌和板子。我们弟兄仨只要和其他小朋友斗架，他不分青红皂白，先把自家孩子“修理”一番。我们没机会申诉，也根本不敢。他的口头禅是：“什么都可以不会，但不能不会做人”。
当然，他也会因我们的一点点成绩而高兴。大哥学木匠不到一年，便能做成八仙桌，提前“满师”了。他那个美啊，人前人后趾高气扬。我在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才参加了少先队，当时叫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那时可不像现在，祖国儿童一片红，要看你的学习和家庭成份。我的家庭成分没得说，贫下中农，可学习成绩就难看了。能这个时候戴上，多少还有点被照顾的成份。父亲看到后，自然开心得了不得。
当我考上中师，父亲更是得意。逢人便讲，我儿子“书包翻身”了，好像他考上似的。父亲送十只碗，是否在暗示我，生活光靠一门手艺，是很难“吃饭”的，要十八般武艺拿得起放得下才行？
父亲看不到孙子，不死心。年底的一天，他又到惠南镇来了。那时我还没分到房，临时住在县府机关宿舍。他终于看到了他的孙子，还和我家小丹青拍了合影哩。但那次，他是由梅芳阿姨陪着乘车来的。他的脸更消瘦，人也显得有气无力。自此一直到四个月后病逝，父亲再也没到过我“家”。他曾跟我说，等我分了房子来住上几天。这个简单的愿望啊，唉，因他老人家没能缓过劲儿来，我也没能及时分到房……没有实现。
父亲的碗，随着时光流逝、环境变换，不知不觉一只一只离我而去，再也凑不齐一套了。而我，虽行将退休，也终究没能学到十八般武艺，真有点愧对他老人家了。
父亲给我的碗，普普通通，满打满算也就几块钱。但这份情、这份意，又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