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到精神病治疗模式的影响，有的心理咨询工作者过于关注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给来访者贴一个病理标签。甚至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症状诊断，使心理咨询变得更像是一个病理研究的过程。这似乎表明他们更关心自己是不是一个医生（以做出准确诊断为标准），而不大是对当事人的关注、辅导与治疗。当然，我们需要对来访者的问题做出诊断，但我们更关注这个“人”。没有必要用“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等病理名词给当事人贴标签，这可能导致当事人把自己与诊断标签划上等号，如“我是强迫症”、“我是焦虑症”、“我是恐惧症”等。事实上，症状只反映“人”的一部分，而标签标注的则是这个“人”的全部。
诊断标签并非一无是处，但它们的作用只在于设立案例分类和存档，而这些是需要保密的，完全没有必要让来访者知道他的诊断标签。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诊断标签对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有任何作用，相反，许多心理咨询专家提出这样的警告：慎用诊断标签。杰伊.贺莱（J. Haley）在《出走》（1980年）里写道：“任何判断一个人有变态倾向的诊断，都会使问题永远成为问题”。
我开始从事心理咨询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的触动很深。当时我接待了一位五十岁的妇女，她与丈夫的关系出现问题，但给她带来更大困扰的不是这个，而是两年前她被一个心理学教授贴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标签。她相信“专家”的诊断一定是有道理的，但又无法接受自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这给她造成了两年的痛苦和压抑。在谈话中我发现，她的问题其实是跟丈夫沟通上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和由此产生的情绪困扰。她的心理情绪困扰并不算严重，难处理的其实是那位“专家”给她贴的诊断标签。好不容易撕掉这个标签之后，辅导才变得顺畅自然。我关注当事人，分析她面对的问题，帮助她看到自身的资源，跟她讨论出一些具体的处理办法，鼓励她尝试做出改变。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结果是，她有一天带着丈夫来中心感谢我们，告诉我们，她跟丈夫的关系改善了。
其实，贴标签是生活中很普遍的行为，我们会不自觉地给别人贴标签，或者被别人贴标签。如果一个孩子犯了一个错误，父母就说，“你是一个坏孩子”，这就是贴标签。被贴了不好的标签，他会不自觉的用标签来看自己，会形成其他消极的自我评价。我们接待过不少来访者，他们向我们描述自己有多糟糕，例如一个很有语言能力的人会说自己“不会说话”，这是在生活中被贴标签的结果。他前来寻求心理咨询，如果遇到“专家”再给他贴上一个诊断标签——强迫症或其他，危害会更甚于一般生活中的标签。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与三种情绪反应密切相联。
一是担心。担心发生了什么事件，或产生了什么念头，或出现了什么行为，当事人害怕自己会不正常。
二是比较。因为害怕，当事人过于关注自己的行为，不断与别人比较，与自己的过去比较，就比出许多“不正常”来。
三是性急。出现“不正常”，当事人以为不得了了，急于掩盖、压制、消除，反而导致问题的反弹，使当事人努力无效，陷入徒然的挣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有的当事人会读各种描述症状的书，对号入座，自己给自己贴标签。他前来寻求心理咨询，好像是要求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标签，但如果“专家”给他贴上诊断标签，又会使他更加担心，甚至会加剧他的宿命感，使他觉得自己被注定了，从而陷入所谓“习得性无助”的自我瘫痪状态，丧失改变自己的内在动力。加之痛苦的折磨和求治的急切心情，他会过于期待或幻想一种神奇的“外力”（药物或方法）来解决一切，从而导致对药物或方法的依赖。
心理咨询的本质是咨询者与求助者共同经历一个合作过程，通过有效互动，唤醒求助者积极的自我意识，调动自身资源，增强直面能力，从而达到“让求助者自助”的目的。而心理咨询的诊断贴标签等于确定了当事人的“不正常”感和无能感，这并不利于治疗。其实在精神病治疗方面也不一定非要贴标签不可。精神病治疗学家艾瑞克森（Milton Erickson）有一天在医院遇到一个人跟他打招呼，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艾瑞克森没有给他贴一个“妄想症”或“精神分裂”的诊断标签，而是坐下跟他攀谈起来，了解到这位当事人会做木活。于是在后来的治疗中，艾瑞克森请他做一些木活，而且有意一步一步提高木活的技术等级。后来这位当事人出院了，在当地成了一个出色的木匠，并且接受了这个真实的自我角色，从此不再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
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这不同的阐释也就是不同的标签。很多时候并不是事情本身让我们烦恼，而是我们对事情的不合理看法导致了我们的烦恼。事情发生了，就不可改变，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一位母亲内心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会喃喃自语。这个行为可以被贴上“疯了”的标签，也可以被贴上“孤独”的标签。标签不同，作用全异。“疯了”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孤独”则表明她需要跟人谈话，或者需要有人跟他谈话。
可见，有消极标签也有积极标签。消极标签把人带入病理状态，积极标签引导人迈向自我改变。作为心理专业工作者，我们需要帮助当事人撕掉生活中的负面消极标签，撕掉“专家”的诊断标签，给他重贴积极的标签。重贴标签的方式有多种。例如，通过“使问题正常化”来减轻当事人的“不正常”感；通过揭示问题积极面来减轻问题的强度或严重性；通过“在不好的东西里找到好的”使当事人看到自身被遮蔽因而被忽略的健康面，从而增加他解决问题的信心。一个人即使患有精神病或神经症，他身上还有一部分是健康的，而这个健康的领域拓展了，那不健康的部分就被慢慢取代了。我们还需要让当事人意识到，有了问题本身也可以解释为有了机会。接受真正的心理咨询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在生活中难得的幸运，是问题把生命带进入一个深度分析的过程从而获得一次成长的机会。有话说，不能承受分析和没有被意识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的确，许多人生活在表面，内部有问题阻碍了他们，但他们不知道，这是盲目的生活。因而也是不得成长的生活。
心理咨询不宜贴标签，但是如果当事人不幸被贴了标签，我们需要为他重贴标签，用新的积极标签取代过去消极标签。我曾经说，心理咨询是促进一个人长大，“大”于问题。这是一种不被问题所控制反而可以驾驭问题的体验。安东尼.杨说得好：“当我们努力使问题正常化，使问题不带有“病理学”的症状时，我们便从病理学结构向非病理学结构迈进。出现问题的来访者常被问题弄得灰心丧气。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正在经受着双重的痛苦——有问题的和对自己有问题的感知的痛苦。有时，问题本身并不比因为有问题而感到自己软弱、不正常或没有尊严的这种痛苦更严重。也正因为如此，为来访者的问题再贴上新的标签大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