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

        小时候，隔壁的远房舅舅常到家里来串门。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我们都叫他二舅。他每次来，都和我们说一些在外的见闻，听得我们都瞪大了眼睛，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谈起在外面总遇到一些喜欢他的姑娘（当时他还是小伙子），这个对他是怎样的好，那个对他是如何的体贴，弄得他都不知道挑哪一个。当时，我对这位远房二舅真是既崇拜又羡慕，非常希望长大了也能有象他一样的本事。

        然而，我们眼中这位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二舅，婚姻却并不幸福。也许正如他所说的，喜欢他的姑娘太多了，挑花了眼，到最后竟找了一个坏脾气的。据母亲说，办喜事那天，新娘对二舅家操办的婚礼很不满意，当着众人的面出言不逊：“你们家这哪是办喜事，简直是在办丧事！”不知是不是这句话的报应，婚后，二舅的生活一直不顺。

       婚前，二舅在镇上效益极好的皖江饭店（当时属集体企业，里面的员工都是吃商品粮的）做采购。婚后，二舅费了一番功夫将舅妈安插进饭店里做了服务员。按理说，小两口子脱了“农”门，都有一份让村里人羡慕不已的工作，若是好好打理，小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红火。可这位舅妈脾气实在太坏，工作时间不长，就和客人吵架，后来和同事吵，最后和领导也吵，闹得沸反盈天。二舅在饭店里也没法呆了，于是双双回了老家。

        回老家后，舅妈也不安分，整天和二舅闹，说要去北京给人当保姆（当时外出务工的人还极少）。村里人都知道，她是受不了种田做农活的那份苦。当时他们已有了一个男孩，二舅当然不同意她外出。舅妈说孩子送到她娘家给她妈带，二舅可不用为孩子操心。最后，二舅实在没办法，只得勉强同意她出去。

       她去北京的第二年，消息传到村里，说她在北京和一个卖肉的好上了。二舅急了，忙去了北京，可找到她后，她非但不和二舅回来，反提出和二舅离婚。最后，二舅屈服了，对她说只要不离婚，她在外面再怎么着他都不管。半个月后，二舅一个人失落地回了老家。

       年底，她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惊喜之余的二舅很快就知道了实情：她和那位卖肉的好上后，被卖肉的老婆知道了，找一帮人在街上截住痛打了几顿。最后一次打得比较狠，她的两颗门牙都被打掉了，实在熬不住，她才离开了那男的，回来了。

       二舅对她的回家倒是非常高兴，对她在北京的经历只字不问，包揽了家里全部的活，悉心伺候着她。本以为从此她能安下心来和他过安稳日子，不料几个月后，这位舅妈在养好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后，又提出要回北京，并要二舅给他筹集盘缠。二舅不想让她走，可又经不住她的闹腾，就把她带到我家，问我父母可有钱借给她。我父母当然知道他俩的情况，说手头上没钱。到了吃饭时间，这位舅妈就坐靠在大门边，赌气不吃饭，指着二舅说：“你们家这都是些什么亲戚，都是穷鬼！”

        最终，这位舅妈还是去了北京。从此如黄鹤一去，好几年都没了音讯。几年后她才托人带回话来，说要和二舅离婚。一开始二舅坚决不同意，可到后来，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事。他心里非常清楚：她在外面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他们的婚姻其实早就名存实亡了，与其这样拖着，不如来个了断，倒也干脆。

      离婚后，二舅的精神比以前差多了，日子过得也一日不如一日，常靠亲戚们接济。从此更是贪恋上了杯中物，有酒喝的地方，他都想着法去蹭。好多次来我家，吃饱喝足之后，还要求把剩下的半瓶酒带走。

       更大的不幸又降临到他身上。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盖房子，请他去帮忙，他在架子板上运送砖块，架子板塌了，架子上的人全落了下去。别人都没事，偏巧一块厚重的木板砸在他身上，当场就昏厥了过去。送到医院急救，总算是抢救了过来，但人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除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外，还有好几处重伤。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才住着拐棍下了地。一条腿里被植入了钢板，虽可行走，却有些一瘸一拐、颤颤巍巍的，显得非常虚弱。自此，他几成了半个废人。

        凭着一在大队当会计堂弟的关系，他去行政村给大队干部们做饭兼晚上守门。他对这份差事非常满意，因为有很多蹭吃蹭喝的机会。此后，他似又恢复了往日的风光，和村里人说话，底气也足了些。

        然而，命运似专爱和他开玩笑。他那个早年送到外婆家借养的宝贝儿子，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教，成年后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外公把他送到北京他妈妈那儿，他妈给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可他不象个做的，总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常在外面若是生非。也不知哪一次在外面和人家结下了梁子，一天晚上他下晚班回家路上，被人上从后面用两块板砖照着两边的太阳穴重重地拍了一下，当时就倒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医生说脑部有积血，要立刻做开颅手术，不然人就没得救。亲戚们凑了几万块钱，他妈妈也把在外面多年攒下的好几万块幸苦钱全拿了出来，在一起一共凑了十几万。手术成功了，人也活了过来，但却成了植物人，至今仍躺在医院，要人从头到脚不分昼夜地伺候着。那帮肇事者却都逃之夭夭，至今仍逍遥法外。

         这件事对二舅是个不小大打击，从那以后，他的精神委靡多了，和人说话也常走神。

       一个寒冷的冬夜，夜半酒渴的他想喝水，摸到身边的水瓶是空的，起床去屋外庭院中央的天井打水。外面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他走到庭院中央，一跤滑倒在地，挣扎着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这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跤，他没能再站起来。第二天早上，几个上学路过的孩子，从门缝里往看，见他伏在井沿上，已经僵硬了。走时，他才四十多岁。

        年轻时的二舅，虽说不上是有为青年，却也风流潇洒，颇有人气。那时的他烧得一手好菜，模样也俊朗，到哪里都颇受人欢迎。傍晚时分，他常坐在门前，拉起他那把心爱的二胡，独自陶醉在悠扬、婉转的二胡声里。许多人闻声而来，来到他面前或坐或立，仔细聆听，和他一起沉醉。有的傍晚，他将早年购置的音响效果极好的录音机打开，任美妙的乐曲声随磁带的转动四处飘扬，仿佛是想让人们和他一起欣赏。

         曾经的英俊少年是怎么走到后来这一步的，我至今都想不太明白，难道是老人说的宿命？如果是，上天何以赐予他年轻时的一切好的条件？如果上天真的有眼，总不至于希望看到一个人一味地沉沦、走下坡路吧。也许上天是给了他机会的，只是他自己没把握好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