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本经济史著作，作者是张宇燕、高程。通过阅读得知本书是由其论文发展而来的，由中信出版社初版于2004年，我手头拿着的是该社2016年12月的再版本（第2版）。

我本科学的是历史，又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听说学科入门最好从学科史开始，于是我就拿起这本书试着读了一遍。

阅读本书，主要是学习，就像学教科书一样，所以下面的笔记将主要以摘抄为主，一般来说，不加入个人的主观看法（老实说，由于对经济史不甚了了，即便俺想狗尾续貂，也实在是没有这个本事）。

本书的文献综述部分，就像一个拐杖，指引我这个两眼墨黑的“盲人”渐入经济学的佳境，对经济史特别是货币经济学史和制度经济学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初步了解。

文献综述摘要：

桑巴特（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品《现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犹太教“数量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的理念。我们（作者）认为，新教伦理或意识形态对人类选择乃至制度安排的影响应该是存在的，但并不具有根本性。至于更根本的因素，也恰是本文将集中讨论的话题。

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弗兰克《白银资本》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第一个鲜明地从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角度阐释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学者是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North，1920-2015，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在与托马斯合作的经典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重点考查了英国和荷兰的情形，认为西方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经济的迅速增长背后是包括产权保护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他指出：“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那些基于人类各种合作与竞争形式及实施，并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国家理论和所有权理论。”“事实上，出现所有权是国家统治者的期望与交易双方为减少交易成本的努力之间紧张状态不断加剧的后果。”

熊彼特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最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创新者是否能够得到金融上的支持；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背后，却是一整套有效的金融制度。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希克斯同样看到，使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制度创新与当时西欧经济的增长或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就金融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言，希克斯与熊彼特等人的看法真可谓“不谋而合”。

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需要一系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制度安排。最繁荣的国家碰巧均拥有这些制度安排。这些国家拥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公共机制’，用以保护‘私有’机制。在这类社会中的个人或企业同时相信，他们对私人财产所拥有的权利必会得到公职人员的保护，后者将会而且也应该运用政府的强制力量以保护这些权利。”        The Hiden Path to a Successful Economy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国家理论也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一环。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动力》

沃勒斯坦指出，至少在16世纪初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起着核心作用，它扮演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经济支柱和政治庇护人的角色。

诺斯的制度主义经济史学对“长期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最概括地说只有两句话：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在引言中我们（作者）提到，发展至16世纪，欧洲与中国仍处于相似的均衡状态中，这其中也包括类似的制度环境。二者之间如此相近的内生条件和同等的发展机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否像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源于欧洲此前长期孕育着的天然“种子”。既然在同中国比较后难以从西欧内部找到令人信服的基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思路：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形下，去努力寻找一个体系的均衡状态突然被打破的外部原因，或外生变量的冲击。按照这一思路，西欧的制度“突变”便可以归结于某些随机的历史事件。

C.琼斯认为，西欧实现经济突破性增长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使然。卢卡斯也是“外生制度变量引发工业革命论”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看来，保障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之回报率的产权制度安排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外生冲击”（exogenous shock）。

比较而言，奥尔森似乎更倾向于偶然性的解释。他认为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是由于“光荣革命”后民主制取代了独裁制的结果。

以加州学派为主的一些历史学家们也对历史偶然性对于西方兴起的意义给予了必要的关注。

这些学者的解释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忽视了国家力量对于海外扩张的推动力和作为其后果的西欧阶级结构的迅速分化，而且仅以物质外因对西欧这场“翻天覆地”式的变革进行解释看上去似乎略显单薄。不过，他们将工业革命和西方兴起同偶然的地理大发现相联系的想法，以及对于海外扩张特别是美洲金银的关注，都在逐渐逼近我们（作者）猜测的焦点。

伊尔·汉密尔顿是首位明确将西方兴起与美洲财富联系起来讨论的学者。遗憾的是，汉密尔顿虽意识到美洲金银作为外力的重要作用，却没有进一步去寻找它们与西欧制度变迁之间的纽带。

从美洲金银与阶级分化的角度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

希克斯也注意到商人阶级的作用。

奥本海《论国家》

相比之下，熊彼特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弗兰克和汉密尔顿等人精心阐释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贵金属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经典的阶级分析法，认为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诺斯等人则进一步揭示了制度创新对西欧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我们（作者）通过货币和制度这两条主线之间的互动过程把上述因果链条连接起来，并将其纳入到货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大理论框架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熊彼特、希克斯所讲的有效资本市场的形成，温格斯特、保罗·肯尼迪所看重的国债制度的建立，还是诺斯强调的与产权保护相关契约的成型，以及诸多学者都关注的那个“自愿”对制度提供保护的强权政府的介入，在当时都和货币量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迁休戚相关。基于此，我们（作者）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

本文的基本分析脉络是：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经济绩效。其间的逻辑关节点是：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大幅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统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并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结果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推行该政策的结果不但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而且商人阶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力也急速膨胀；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恰好又是18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

具体来说，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正式规则（长期国债等制度、现代金融市场）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易习惯或自发秩序的逐渐成形（大资产者的私人信誉、银行业兴起、内生货币创造、市场融资等制度形成、国家信用、金属本位制、有效的资本市场、企业的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