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张上色照片，其黑白原件多年前我曾在老家宗祠里见过。
这个我从来不曾谋面的老人，穿戴面相似乎都理所当然地属于另外一个时代。我们的距离既远又近。长久审视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不免为我们生命的连结感到惊奇。
他是我的曾祖父，邻里称他为社金。华南乡村人名，多含五行，反映了传统浸渍之深。这个名字，大概是企图补足先天命相里“金”的不足。
在家谱的正式称呼中，他又有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叫丕显公。他在世的时候，我怀疑这个名字极少被人用到。
他卒于一九四零年，比我的出生早了二十七年。当时我父亲也只有四岁，对他印象已经相当模糊。他生活的时代，似乎只在史书上存在。但我的基因里分明有八分之一来自于他，盘根错节的DNA分子，经过几番打散重组，构成了我这个独特的生命。
对他好奇，就是我自己的好奇，对默默存在于我体内的过去的好奇。
在宗族社会最后的领地，他成为家族的一个象征，一个图腾。
他出生于一八七五年，享年六十五岁。出生的这一年是光绪元年，西太后已经掌权十四年，还将继续秉政三十多年。他出生的地点，是广西桂平县官桥乡塘表村木兰冲，一个他的家族已经繁衍生息了数代的所在。越过大山向北几十里，是名闻天下的金田村，二十五年前，太平天国在这里起事，随后席卷半个中国。这场动荡据估计使中国人口减少了近四分之一。到他出生的时候，天下已经真正太平了，他的乡人石达开饮恨大渡河，也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虽然没有去过塘表村，但是族亲陈立言曾经跟我谈起过，也大致可以想象那里的样子。大学时曾乘汽车从贵县去桂平城关，塘表村应该离公路不远，想必也和路旁的其他村墟大同小异。
他在塘表出生的七十六年之前，一七九九年，又称嘉庆四年，这个家族举族迁来塘表村落户。这一年，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在当了四年太上皇之后去世，结束了他长达六十四年的统治。而对这个家族来说，也是划时代的一个年头。
据家谱记载，家族先祖陈善华于嘉庆四年带领五个儿子从广东惠阳搬来桂平。善华公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五子估计也都成家了。那么整个家族的规模，肯定有几十人之众。
善华公简直可以算是这个家族的摩西，而塘表村是他们的迦南。
是什么促使整个家族搬迁呢？
事实上，整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大量的客家人从广东梅州惠州等地向广西迁徙，这个家族不过是洪流中的一股。广西师大钟文典教授所著“广西客家”有专门章节谈论这场迁徙。
从更深的层面说，乾嘉时期的中国，已经深深陷入了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可利用的资源难以承受人口增长的压力。广东地区的人口不得不流向南洋，台湾以及晚一步开发的广西等地。
这样的人口流动很难做到没有社会代价。代价之一便是桂东粤西在嘉庆道光直至咸丰年间的族群暴力冲突。这类冲突在广西又被称为“分来土”，“来”即“来人”，是广西客家人的自称，“土”即此地操粤语的原来居民。据估计，冲突造成的死亡以数十甚至百万计，其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在冲突中流离失所的客家人，铤而走险，发起了太平天国暴动。
这就是丕显公家世的背景。他来自一个聚族而居的客家家族，也许是客家人千年不断迁徙的习惯所致，在他十五岁那年，他告别了出生地塘表村，决定独自一人去他乡谋生。
在旧时代，十五岁已经是可以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了，也差不多是可以婚嫁的年龄。据家人传说，他当时已经父母双亡，似乎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的新定居地，便是我的老家，父亲的出生地，离塘表村几十里，同在浔江北岸的贵县大圩。
他和家族的联系却从来没有中断，清明去桂平扫墓，仍在上一辈人的记忆中。
这个孤儿少年后来的生活，是足以告慰他早逝的父母的。
我们知道，他共有过三个妻子。第一任妻子韦氏，是桂平蒙圩林村人。他所有的血缘后代，都是和韦氏共同传下来的，自然也包括我的祖父。生养了三女二子后，韦氏去世，原因和时间都已经不详了。这以后，他又有蒋氏和钟氏两个妻子，并和钟氏育有一子，小名官生，不幸在十几岁娶亲不久后病折了。人生惯常的悲喜，他也都有切身体验。
钟氏的后人，是她和前夫生养。所以我们知道，她和丕显公是典型的鳏夫寡妇的结合。
他能够顺利娶妻，大致也说明他靠自己的能力，在新住地建立起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传说中，他在大圩先是租陈桂华的果园搭茅屋居住。也许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果园帮工。后来他又当了清朝的兵卒，也是一个吃饭的办法。
果园住处是他起家的地方。一家大小在这里起码居住了三十几年。直到他辞世前几年，才在大圩北门街购地盖起了新房。他的后代从那时起，便一直在北门街宅居住，直到近年陆续在大圩其他地方起屋迁居。我心目中的“老家”，也正是这个地方。
退伍之后，他开始了家族的营生：磨豆腐。我想，选中这一行当的理由，起码有一条应该是豆腐是高附加值食品，利润比其他乡间食品要高。
这份生计成了家族数十年的收入来源。我的祖母嫁来之后，也以此为主要活动，有时还去三十几里之外的贵县县城贩卖。
虽然没有致富，生计却足够使他可以购地建屋。北门街的宅地，显然是大圩的最外围。八十年代那里仍然是街上最后一处房子。他的祖先以“客”自居，他也是一个外来人，在新的家园开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因何去世，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事发突然，我大伯的回忆中，是匆匆回家开棺见了最后一面。想必他并没有长期卧病。
我们猜测他可能读过几年私塾，略识读写。据说抗战时期，中国每四十人中有一名高小毕业生。丕显公的少年时期，恐怕数字还要更低。
他过了相对平安的一生，没有经过什么战乱。抗战期间，日军曾一度进犯大圩，全家走避山中。但那是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候的事情，他已经下世四年了。
六十五年的人生，按照今天的标准不能算是长寿。不过有人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是当他被彻底地遗忘。在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的八十年后，他的直系后代在他购置的宅地上建成了新的宗祠，并有一支蘸了温情的笔，在试图追述思量他的生平。我们可以说，他度过了很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