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4.2）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通译】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达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上朝廷去。”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托辞生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这或许不太好吧？”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
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 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大王命令来时，他正生着病，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廷去了，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
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到路上去拦孟子，转告孟子说：“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而赶快上朝廷去！”
孟子不得已而到景丑的家里去住宿。 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礼经上说过，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唯’一声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谁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没有人赶得上。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罢。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学究】
此章说及孟子的自视清高。不肖比之于管仲，足见孟子 “士可拜而不可召” 的立场。
景丑以伦常五刚来质疑孟子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孔子也有。《论语.阳货》中孔子虚以委蛇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而不肯苟且，所以孔、孟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 “挂六国相印”。
孟子很明确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孟子这种立场就告知君王，要得到仁人辅政，想要尊重对方，否则不可能获得贤人辅佐。这些皆是人们得以深入思考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