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阶段的学校生活，无非是上课、下课和其它的活动。
上课时一定会按时到校，不能迟到；课间休息后也要按铃声的提示尽快地回到教室座位上，有时当我们回到教室时看见本节课的老师已站在教室的门口，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做错什么似的，低下头，快步跑回座位。
小学阶段虽然处于文革早期和中期，但我们班的同学对老师还是很尊重地，课堂纪律不错，没有出现起哄、乱叫等现象，我们也没有听说别的班有课堂纪律的问题，总之，课堂次序还是蛮好滴。南四府街在西安城的西南，属于老街道，与周边的五味十字、梁家牌楼一样，过去也是全国各地在陕的商会（会馆）集聚地，居民的素质较高，家教比较严。街坊邻居都是几十年的关系，有些还是世交，南四府街小学的老师和学生大部分还是街坊邻居，既是长幼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老师的话学生还是听的，所以说校风好。
当然，文革时期也有过几例极端的事例。如给女老师剃阴阳头、编老师的顺口溜、按住老师的头低头认罪等，这些都是当时的高年级同学干的（我在校园见过几次），等我们上到三四年级时学校便组织学生学习语录、忆苦思甜、写批判文章、挖防空洞、挖麦根烧砖、防原子弹练习、学工劳动、学农劳动等，课间休息和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都喜欢打乒乓球。极端的事例只在发生在前期的一～二年里，比起其它的学校应该说是好多了。
在我的印象里对算术课里的“文字题”印象深刻。植树问题、里程问题、追逐问题、时间问题等常常要想很长时间才能做出来，有时虽然做出来了，但还是错的，至今都认为文字题很难！像鸡兔同笼问题几乎没有，如有，就更难了。其它的课印象就不是很深。
我们上小学时是五年制。一年级刚进校门，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地，只知道在自己的教室周围活动，还没有在校园到处转转看看的想法呢。二年级时，我们班的教室被调换到教师办公室的西侧，这才有机会到那个“非常恬静”的小院看一看，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转到这个小院，外面的吵闹声一点也听不见，虽然一墙之隔便是五味十字，由于几乎没有汽车行过，也听不见汽车声，真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那年，我才在这个小院中知道学校还有一个后门。三年级后我们班又被调换回到原来的教室，直至小学毕业。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学校还有一个与教师进修学院相连的小门。那一年学校组织学生挖防控洞，校园的边边角角堆满了土，我们几个同学就是在玩耍时发现了还有一个小门，门上光溜溜地，连个门环都没有。从门缝望去知道那边是教师进修学院（因为我们家在教师进修学院住过，对那个院子比较熟悉），后来，我又从教师进修学院那边从门缝向小学这边望，进一步确认判断是对的，这个门有锁，从教师进修学院那边我也打不开，要是能打开，我上学就可以少走好多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