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已定不动摇
大学毕业到西藏工作的想法是1975年底就有了。 在那个革命青年热血沸腾的年代里，虽然距离毕业还有大半年时间，全国不少大学应届毕业生提出了毕业去向。农学院提出的是“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挣工资挣工分”，工学院提的是“下工厂，到一线”，我们学院提出的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我们学院72届就有一位叫李才的同学，毕业去了西藏。所以，我也早早选择了这条西藏路。
决心已定，首先要取得同意的是我在入学前就基本确定关系的男朋友李江虎。1976年元月4日，我第一封征求意见的书信寄给了他。元月27日，盼来了他的回信：“你既决心已定，我同意”。短短9个字，虽然有点勉强，对我已是闯过了第一道难关。2月2日，我写信给父母，征求他们的意见。10天后，姐姐代表父母的意思给我回信：“只要你愿意，我们都支持。”2月19日，我和付璐珈同学联名给系领导班子提交了“毕业去西藏边疆工作”的申请书。5月11日，我们又向学院党委提交了申请。9月22日，学院党委批准了我们的申请，9月28日，吉林省委正式发文同意我们进藏工作。同时被批准进藏工作的应届毕业同学有9人。
随后，班里为我专门开了坐谈会，系里和学院为我们招开了欢送会，我代表进藏同学在全院师生大会上做了发言。老师们千言万语的嘱咐、系里老师和班上同学送给我毛泽东选集、像册、笔记本、地质锤等记念品。那些日子，我生活在鲜花和赞扬中，一次次被感动。紧接着就是毕业，全国各地的同学离校到各自分配的单位报到。我一批接一批的去火车站送站，难舍难分的离别……同学们都离校后，学院给我们赴藏的同学一个月假期，回家和家人团聚、告别，然后，回长春和省内其他进藏同学集中赴藏。
1976年10月8日，我从长春回到了老家河南洛宁县陈吴乡禄南村。对我来说，回家要面对的难题是结婚。果然，头天到家，第二天李江虎家就托媒人到我家说合。不结？一走就是一年，别说人家不同意，自己也难于自圆其说。结吧？又怕怀孕，难以承受西藏的恶劣气候和艰苦工作。在我纠结，难以决断的思想斗争中，双方家长之间也因话不投机产生了矛盾。我的本意不是放弃我们的婚姻，更不能为了自己使双方父母今后难以相处。所以，就一咬牙，同意结婚！再大的困难自己扛！1976年10月22日，我和李江虎在乡民政所办理了结婚手续，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10月30日，我告别双方父母，告别新婚7天的夫君，返回了长春。
1976年11月11日，长春地质学院、地勘系的领导、老师、留校的同学、刚入学的新同学，在地质宫门前欢送我们离校赴藏。院里专门派了一位老师（刘振通）和一位驻院工宣队师付（李队长）送我们进藏。在长春火车站，握着前来送行的院、系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手，听着一声声嘱托，我满含热泪踏上了奔赴祖国边疆的征程。
意想不到的委屈
火车过了四平站，和老师、同学分别的心情刚刚平静下来，刘老师和李队长把我叫到他们的车厢，对我说：“听你们辅导员老师说你回家结婚了，真是没想到，他让我们到西藏，看能不能让组织把你爱人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想着你决心去西藏是为了摆脱农村的对象，既然这样，到西藏，我们会给组织上结合，尽力帮你。只是这事取决于西藏的政策，你要有心理准备”。听他们一说，我惊呆了！他们怎么能这么理解我去西藏的初衷呢？我委屈、生气，甩下一句“不用！”就走了。回到坐位上泪水止不住流，真没想到，我立志到边疆工作能这样被人曲解！
不忘初心，一路前行
我们在北京西藏办住了几天，11月16日，和黑龙江省进藏的同学一起乘坐一节卧铺挂车一路西行三天三夜，到达了甘肃省柳园站停下休整。
柳园站建在戈壁滩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黄凤卷着尘沙刮得睁不开眼睛。我们几个女同学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冻得一晚上没睡着。早上起来去打水洗脸，不远处有个小水房，挂在房门上的小木牌上写着：这水是在163公里外用汽车拉来的，请注意节约！我们5个人舀了一瓢像是下过雨的黄泥水，洗了一把脸。本来坐了几天车，想着打点水回去加热了，洗洗头的念头也打消了。
几天后，我们乘汽车沿青藏公路到了墩煌县，参观了著名的石窟千佛洞，又行程一天，到达了格尔木。因为安排有体检，我们在格尔木住了一天。上午没事到街上逛，想买点需用的东西。毛线5元一斤，我们三个人合买了半斤，准备织毛袜子。一副织毛线的铅针就要0.9元，真贵！可为了织毛袜子还得买。副食店有卖饼干的，好不容易才碰到，1元1斤，我们每人买了2斤，预备路上应急，这就算很奢侈了！
西藏第二人民医院设在格尔木。下午我们去体检，有几个同学血压有点升高，我是比在学校检查时血压有点下降，基本都还算合格。
第二天很早乘车出发。青藏公路还是不错，就是两边都是沙子。路上的车辆很多，常有车队驶过，没有多远，我们的司机因为超车，不小心掉下路面，车轮陷在了沙子里，越加油开，轮子陷的越深，我们都下车，从附近搬来石头垫在车胎下，车还是一开就下陷，我们就拦了一辆部队的车，帮我们把车拖上了路。汽车一路狂奔，晚上6点，我们到了纳赤台站。这是一个过去的兵站，海拔4000米，北风呼呼叫，冷得直打颤。我感觉心跳快，头发晕，数了一下脉搏，有原来的每分钟55次升到了78次。高兴的是我们在这高原上吃上了米饭，0.65元一份菜里竟然还有几片冻肉，是这几天吃的最好的饭！接下来，连着两天，我们都是早5点出发，晚6点到站，穿过了五道梁、锋火山、沱沱河，又闯过了唐古拉山。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前几天，车里还不时有人看见路边的景和人，小声说几句话，这时候，大家都沉默着，头疼、头晕、恶心，啥也吃不进去。车里已经有不少同学用上了氧气袋，吃了点自备的药。大家坚持着，互相用眼睛鼓励对方。
青藏公路是内地连接西藏的金桥。路旁那一排排电线杆，一条条地下输油管道，是通往西藏的生命线。看着一行行、一队队仍在修修补补干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晒的攸黑的脸，就知道他们的付出。一辆接一辆客车、货车、军车往返不断，那些司机们夜以继日的奔跑在这条路上，为西藏建设运送人员、物资……看着这些，我们为自己能成为建设边疆的一分子也感到很欣慰。
经过9天的奔波，1967年11月29日，我在终于到达了西藏自治区所在地拉萨市。当地组织部门安排我们住在西藏第一招待所。
拉萨市海拢3700m，四面环山，太阳从早照到晚，是著名的“日光城”。当时的市区茫围不大，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就能绕市区一周。我们用几天时间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招寺、地毯厂、机械厂等。听说市区西郊有个藏族人死后的天葬台，我们很好奇，周末就结伴去看。因为问路，听不懂藏话，闹出了不少笑话。等看完天葬回来，中午饭也吃不下。
搞地质的决心不能变
紧接着是我们具体单位分配。自治区组织部的两名干部，给我们介绍了去年以来进藏大学生的情况，他们许多自愿去边界、农牧区、人烟稀少的落后地区工作，有的是刚土改的地区，只有区长和他两名汉族，工作相当危险和困难，有的全区就他一名医生，天天没明没夜的工作也应付不过来等等，很多大学生是拿着性命干工作的。他们的事迹让我们很受感动。组织部根据我们所学专业进行分配：两名同学去了水文队、两名去了物探队，两名去了岩矿鉴定室。我的分配却让两位送我们的学院老师颇受周折。他们跟自治区组织部的同志讲了我的情况，希望组织上把我爱人调来西藏，组织部的同志说：“1970年以前，一人进藏，全家都可以转来，现在没有这个政策，但她可以挑选工作单位，自治区组织部也可以来。”老师们把这个情况告诉我，并苦口婆心劝我为自己以后生活考虑，只有去区组织部工作，将来才有机会把我爱人调来西藏。我对他们说：“我是来西藏搞地质的，只希望你们能照顾到我的专业。”老师们没办法，又去找地质局，让局里尽量考虑我的问题。地质局领导把我分在政治处，说一是缺人手，二是也许解决我的问题机会多点。老师们高兴的把我去，以为这下我无可推辞了。我推门进去，听完他们的话，很生气的说：“谢谢你们的好意！除了综合地质大队，我哪也不去！”摔门就走了。后来，我如愿以偿，分配到拉萨郊区堆龙德庆县地质局第一综合地质大队。72届同学李才就在这个队。老师们把我们安排好离开西藏时，同学们都赶去送了，只缺我一个。至今想起来，真感到那时的我幼稚可笑。老师是真心对我好，我却不领情。西藏分别后，再也没有见到两位老师，“对不起”这句话一直藏在心底。
挺过最难熬的一年
来到综合地质大队已是1976年春节前没几天了。我被分配在铁矿组工作，在我来以前已经有9位同行在这个小组上班，李才也在组里工作。住宿条件也还可以，和两个藏族姑娘住一间宿舍。吃饭是集体食堂。队上职工、家属近千人都在一起吃大锅饭。我在这个队生活、工作了一年半时间，经受了难以忘怀的历练。
一. 心理压力
到队上有一段时间里，除了一起工作的同事、同学李才以及一群要糖果吃的小朋友外，没有一个人理我，心里很纳闷。难道高原上生活的人都像这里的气候一样冷酷无情？本就性格内向的我也不愿和别人交流。只要自己好好干，时间会改变一切！三个月后，在女生侧所里，有个在资料室上班的四川大姐问我“来了这几个月，适应了吗？”我点点头，说“还好”，两行热泪止不住流下来。她拉住我的手说：“我姓李，成都地院毕业，有事找我”。以后我们接触的多了，她对我说：“有人说你们和清华、北大来西藏的大学生一样，是来搞阶级斗争的，让我们都提防点。我看你干活那么踏实，一举一动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原来我被他们误会了！我说自己满腔热情来西藏工作，这里的人却像冰一样冷！三个月了，我身体强忍着各种强烈的高原反应，心头强忍着莫名其妙无人理睬的委屈和压力，今天总算有人说出原因，有人为我的行为表现而理解了！
二. 身体不适
队部所处位置海拔不足4000米，但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高原反应很大。走路不敢快，捎快就头晕、恶心、胸口疼；晚上睡不着，吃安眠药也作用不大，第二天提不起精神；感冒咳嗽长时间不好，吃药也不管用；口腔溃疡，嘴里里外外都是烂的，疼的吃饭、喝水都受影响。这些反应持续了三个多月，不停的服用对症的中、西药，不见一点效，就干脆啥药都停掉。那三个多月，我是路不想走，饭不想吃，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上班回来就躺床上。一起来的同学有建议我不如回内地休息，好些了再回来，我是说啥也不能走这逃兵的路，太丢人了。那就坚持到底！
三. 吃饭不习惯
西藏的汉人70%是四川人，队上食堂的饭菜又麻又辣又多油，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每次都把盛的菜拿到烧开水的地方，用开水把菜冲洗几遍，回家放点盐或糖吃。食堂吃的肉大都是牛羊肉，也是我忌口的，就算偶尔做一次猪肉菜，我也不爱吃。可能过去生活艰苦养成的习惯，也可能我从小胃就不好爱挑食吧，啥肉都不喜欢吃，尤其牛羊肉。肉、菜都不合口味，水果没卖的，其它营养品别说买，从来就不知道有过，那就凑合着吧！
四. 繁重的义务劳动
我所在的地质大队面积很大，除了办公和住宿外，有大片空地。所为地，其实都是卵石和沙子，草都不长。大队距县城也远，那么多人吃的菜都是要靠职工们自己动手种，就连猪也是自己养的。前些年，职工们已经把地里的沙、石挖出来用车拉走，又从其它地方拉来新土填上，改造出一大片好土地来种菜，但仍不能满足吃菜，需要继续扩大菜地。
队上还有一项义务劳动就是锯木头、劈柴。因为西藏没有煤，单位和个人做饭、冬天取暖，都是用一种草原上长年累月风化的草，堆集硬化成的“泥炭”。这种“泥炭”热的慢，热量低，对于供应上千人吃饭的食堂根本不能用。我们队就动用10余辆大卡车，到藏南林芝一带大森林里拉木头供应食堂做饭。拉回来的木头又粗又长，要用人工锯成50公分长的段，用大斧子再劈成柴。
这两项劳动都有队上职工承担。每周一、三、五下午是全体人员劳动，周六下午是党、团员劳动。按分队、科室、党团小组为单位分成义务劳动小组，轮换挖沙、装车、填土、平整土地、种菜、锯木头、劈柴等工种的劳动。这些活对我来说都是熟练工，干起来没问题，就是在这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拖着已经支撑不住的身体去干这些体力活，真是很吃力。但我坚持着，每周4个下午的劳动从没有缺过一次。有一次，我和另一位藏族姑娘一起拉大锯锯木头，半个小时我就累的不行了，一下晕倒在地上，那头正在用劲拉锯的姑娘也被失去平衡的锯子带倒了。同伴们把我架回宿舍，让我喝了点水，扶我躺在床上。晚上没吃饭，我一觉睡的第二天上班。
就这样，三个多月里，我忍受着头晕、头疼，浑身无力的高原反应，忍受着感冒、咳嗽三个月没好，嘴里面馈疡、外面起皮、裂口的疼痛，忍受着吃不惯四川麻辣饭菜胃病加重的难受，坚持着每周四次挖沙、装车、锯木头劈柴、整地种菜的重体力劳动，尤其忍受着被人误解的心理压力，终于挺了过来！
五. 高原野外历练
1977年4月中旬，我们铁矿组地质人员、工人10余人小组连同物资、装备等，乘一辆大卡车出野外搞铁矿普查工作，地点是西藏黑河地区安多县帮爱乡某某铁矿。和我做伴的还有另一名成都地院毕业的藏族姑娘卓玛。
车到青藏公路的安多站停下，修整了两天。我们的工作区就在公路东边200余公里远的地方。草原上没有路，还要经过许多沼泽地，需要骑马进去。我们在当地租了10余匹马做我们人员的交通工具，顾用了5名藏族民工和5头牦牛用来驮物资。准备就绪，第三天下午出发。
我从未骑过马，藏民给我挑选了一匹温顺的白马，开始让藏民牵着走。11匹马，5头牦牛，还有拿鞭子的藏族民工在前后左右护卫着，也算是浩浩荡荡的队伍，踏上草原出发了！
队伍刚走了不到1000米，我们正在庆幸顺利开拔中，不料公路上开来了几十辆军车，不知前面发现什么情况，军车同时按喇叭，一阵响声把我们的牦牛和马惊动，四散飞跑！人员、物资全都落入草丛中！初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吓坏了，这可怎么办？组长和藏族民工商量了一下，考虑返回安多站不合算，收拾起来再走，晚上赶不到下个宿营地。决定原地支搭帐篷，明天一早再走。
第二天早上，我和卓玛起来忙着烧水打好酥油茶，让大家吃饭。他们知道我吃不了藏巴，喝不了酥油茶，就把前一天吃剩的米饭包在碗里，埋在刚烧完的牛粪灰里热好让我吃了。打点行装走时，天下起了雨，我们拿出雨衣穿好上马出发，谁知雨衣的磨擦声吓得马乱踢乱跳，我们赶快又脱掉雨衣，冒雨前行。高原上的天时而下雨，时而出太阳，我们的衣服也一会湿一会干。中午以后，可能早上吃的剩米饭有问题，我开始肚子疼，一阵一阵受不了，卓玛陪着我走在队伍最后。不大时候，我就开始一次次下马拉肚子。就这样坚持了一天，好在我第二天上马时间不长，就可以自己骑了，摆脱了让人牵着走的干嘎。
一天行程下来，当我们到达宿营地下了马，两条腿一软跪在地上起不来了。再互相看一下脸，像哈密瓜一样一道道纹，再仔细看，不少小纹裂开起了皮，我试着轻轻捏住小皮一拉，竞能一丝丝拉下来，露出一道道白条纹。卓玛赶紧制止我“不能这样！让它自然脱落。”
行程第四天，我们按计划本应到达目的地，可那天下午，我们刚走到一个山梁上，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大片雪花也随即飘落下来。藏族民工懂得天气突变的危险，让我们赶快下马，到一个小背坡去支帐篷。我们不顾一切的快速行动起来，两个男同志拉一个帐篷角，踩住不放，民工们搬来大石快压在帐篷角上，再用铁钯子打入地下，用绑在帐篷角上的绳子固定在铁钯子上，刚固定住这个角，那个角又让风吹跑了……大家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帐篷支起来，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外面已是大雪纷飞，今夜别说吃饭，找不到水和干牛粪，想喝口热水也难！大家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好在铺盖还是干的，脱掉外衣躺下，盖上被子暖吧！
睡到早上8点，从帐篷里爬出来一看，兰天白云，艳阳高照，感觉暖洋洋的。民工早已出去找水和干牛粪了，我们坐在山坡上翘首以盼，肚子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一直等到10点，还不见民工回来，我们各自翻行李找吃的，只有我在包里找到一小包糖块，分给每人三块，仅仅能安慰一下自己的胃。
下午天快黑时，我们总算到达了铁矿普查区。这一趟计划3天的路程，我们走了5天。还好，一路有惊无险，一个个完好无缺，活蹦乱跳，不影响工作开展。在民工的帮助下，我们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很快支搭起三个帐篷:男同志住大的，我和卓玛住小的，还有一个做伙房。
休整一天后，我们开始了铁矿普查工作。矿点离居住地来回不足10公里，高原走路吃力，况且我们还要带工具、回来还有样品背，所以每次都要骑马进出矿区。为了尽早完成任务，只要不是恶劣天气，我们早出晚归，坚持每天野外工作。
通过一段工作，初步认为，这是个大型錂铁矿。几十米宽的矿带裸露地表，延绵几十公里，矿石品位估计在30%以上，值得进一步深入堪查。
三个月野外工作就要结束了。首次在高原进行野外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却有着难忘的、前所未有的经历。
1. 经历了什么叫“艰苦”:生活上缺水，就接雨水用，没有雨水就到附近的低洼地找来泥浆一样的水沉淀一下用；没有蔬菜，几个月可以不吃；几个月可以不洗澡；可以穿几个月不洗的衣服等。
2. 经历了什么叫“寂寞”:在草原几个月，除了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接触，偶尔可见到游牧民赶着羊群，在附近的低洼有草的地方搭帐篷，住上几天再走。如果正好我们没出去工作，我和卓玛会去牧民的帐篷里坐会，虽然听不懂卓玛和他们聊天说些什么，也可以根据她们的表情点头、笑笑，也是一种交流。牧民对我们很热情，会拿出碎奶渣（打酥油剩下的）让我们吃，端出奶茶让我们喝。临走时还把奶渣给我们一些拿着。开始我看到那些留着羊毛、牛毛的东西，又经过牧民那脏兮兮的手和油乎乎的盘，就恶心，当着牧民的面不能不吃，又不能有丝毫的嫌弃。拿回来后，因为太缺少零食了，忍不住拿一小块，把羊毛等不干净的东西去掉，放在嘴里品尝，时间长了，竟然爱上了，吃起来奶味十足，香香的、带点发酵的酸味，很好吃。
3. 经历了什么叫“害怕”。我们的三顶帐篷在茫茫草原上孤立着，刚去时晚上不敢睡觉，和衣趟在床上，一点响声就立即起来抓住步枪（野外队配的），眼睛盯住门，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后来熬不住了，就和男同志商量夜里值班，两个人2个小时，其他人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也有过两次被突然骑马跑来的牧民吓到的，他们开始很野蛮，后来知道是想要点粮食吃，给他们点就打发走了。
4. 学会了藏族生活。 骑马: 在草原上扬鞭催马奔驰的画面以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几个月下来，自己完全可以做到了。我和卓玛空闲时间，常会骑马逛逛早原，任凭马儿自由奔驰，一跑就是很远，那种心情真的很爽！
喝酥油茶: 刚进藏时，闻不惯藏族同胞身上的味，就连发工资时看到油呼呼的钱就用报纸包一下拿着，酥油茶更是不可能入口。但是在野外，喝酥油茶、吃藏耙是做起来最快、吃起来最有营养、最适合高原生活的吃法。我也是被逼无奈，从一点一点忍着吃，到爱吃、想吃。
和牛粪打交道: 草原上生活离不开牛粪。游牧民有个好习惯，来到新地方放牧用前人留下的牛粪烧水做饭，走前把自己晒干的牛粪堆起来供后来了人用。我们也是这样，刚来的时候到处找牧民留下的干牛粪用，等附近放牧的人一走，我们就去把他们留下的牛粪摊开晒干拿回来用。因为我们住的时间长，人多用的多，附近的不够用，还得去很远的地方找。空闲时间大多用在了四处找牛粪上。我们常常把牧民刚走堆起来的湿牛粪拔开，一块快弄薄了，晒在草上，让它干的快点，也时常把散在草丛中，没有收集的新鲜牛粪用双手捧起，拍成薄片晒在草上，坐在草原上等它稍微干一点再去翻过来晒另一面，为的是尽快晒干了收回去用。我们常用的收集工具是水桶、围裙、自己的衣服等，丝毫没有感觉脏和臭。
从野外回队部后，队领导提意并经过选举，我参加了队党委班子，成了一名委员，接着队共青团支部改选，我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
队上共青团的工作并不好做，因为有不少藏族团员，汉族中的团员大多是工人，四川人的职工子弟占很大比例，开个会人来不齐不说，很少有人发言，搞个活动也难组织。我又和大家不熟，谁能给我面子呢！有个年轻人爱打篮球，我就让他组织个青年篮球队，不定期队上组织比赛，发奖品等。我们同寝室一位成都地校毕业来西藏工作的姑娘很活跃，我就让她组织跳舞、读书会等，也起了很大作用。队上合种义务劳动，我们也集中团员竟赛，优胜者表扬、奖励。还有一项最难改变的工作，就是藏族青年（工人中）有男女同寝的习俗，我下了很大工夫，想尽办法也只是稍有改变。
1977年春节前，我回内地休假，3月初返回队上，两个月后，工作有了调动，我们铁矿组的10几个人被调到青海格尔木西藏地质五队。一队领导请示自治区地质局，想把我留下，地质局也曾找我谈话，让我去拉萨附近的局岩矿鉴定室任职，我都谢绝了。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毕业时一起申请来西藏工作的付璐珈，闯过了家庭关，在长春市地震局申请，经批准来西藏了，也分在我们队。她不愿和我一起留下或去机关工作，我不能再与她分开，必须一起去地质五队。
藏北烙铁矿区工作
调到地质五队的当年，我和付璐珈就上了黑河地区的东巧烙铁矿区。矿区海拔5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刚到那走路高一脚低一脚，身体轻飘飘的，啥也干不了。一周后才慢慢适应，开始工作。好在矿区人多，住棉帐篷，并且每个帐篷里都有用大油筒做成的炉子，烧从新疆拉来的块煤，日夜不灭，屋子里很暖和。我和付璐珈住一个小帐篷，也很宽敞明亮。
我们负责矿山外围勘探工作，为矿山增加后备储量。烙铁矿是我们国家比较稀缺的矿种，当时只有新疆和西藏有矿山在开采。矿区距住地有几十公里，每天有卡车送我们上下山，也算很方便。开始工作虽然身体也感到吃力，但还能坚持，两个月后，感觉力不从新，胸闷气短，也没在意，毕竟高寒山区工作，有不适也正常。
矿区吃的也很好，分队上山就买一群牛、羊让藏族民工放着，吃的时候宰1、2只做菜，几乎每天都有牛、羊肉吃，我也吃习惯了，就是疏菜很少。
矿区每年有1到2次电影巡回放映，一次四部片连放，每次看完都是后半夜了，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谁也不舍得回去睡觉。记得有一次轮到我们矿区那天晚上，正好下大雪，我们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蹬上皮靴子，全副武装，坐在雪地里看电影。中途上厕所回来，看见的是一大片雪人。
第二年（1979年），我们仍然是东巧矿区外围勘探工作。上山工作两个月后，我就坚持不住了，经常压气、胸口疼，走路一点力气也没有。在综合地质一队时，有一次我们体检，就查出我有高山心脏病。其实我心中有数，在学校要求进藏，身体合格是第一，我是长期贫血、低血压、心动过缓。医生体检完后，对我心动过缓这条提出，像我这样的心律不适合去西藏，除非我是运动员。我进藏心切，也参加过学校的长跑，就给医生说:我就是运动员。结果我的体检是合格的。在低海拔地区爬山、干体力活，从没感觉身体有啥问题，到西藏以来，我常感到体力不支，特别是一爬山就感觉气短、胸闷疼。
我坚持到野外工作基本结束，分队领导让我早点下山回格尔木休息，并帮我找到一辆拉矿石的大车把我捎下山。司机是个藏族师傅，四十岁左右，蓬头垢面，穿一身油乎乎的衣服，车开的很快。我背包里装着3个月工资300多块钱，披一件军绿色皮大衣，隔层玻璃坐在司机房后排，语言不通，一路谁也不说话。只是晚上到了兵站，他用手势招呼我下车，用生硬的汉语说“明天5点出发”，就锁上车门走了。在沱沱河兵站，我一人住一间容纳十几个人的大房间，晚上很冷，我拉了一张床顶在房间门上，防止夜里有人突然推门，和衣趟在最里面一个角的床上，盖上自己的皮大衣，再压上两床被子，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分别闯进来两帮人，可能都是过路的司机想休息，我吓得动也不敢动，眼睛从大衣缝里看着他们，一帮人灯也不开，找个床趟下，盖上被子睡了，我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让他们睡吧。第二帮人进来，开灯抢被子，把没人住的床上被子都拿走了，可能是拿到车上，在司机房里睡一会。他们走后，我就连眼睛也不敢闭了，谁知道后面会出现啥情况！好不容易熬到早上4点半了，我轻手轻脚下床，披上大衣悄悄出门找到我坐的拉矿石车，等司机上车，就一路直奔格尔木。这一趟独自下山，每每想起来，就觉得惊魂未定，记忆深刻。
调回家乡
1980年，我没有去藏北东巧矿区工作，因为高山心脏病，医生建议最好别冒险，我就呆在队部搞资料整理、绘图、沙金矿样挑选等室内工作。看着一起工作的同志、同学一批批出野外了，心里很沮丧、失落。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西藏对在藏的汉族人有了新的政策:在任的领导层和技术人员除外，其他汉族人员80%内调，分三年完成。我就想:从工作方面，自己所学专业是地质普查找矿，工作的重点应该是野外，而高山心脏病又不适应在西藏野外工作；从家庭方面，丈夫调不来西藏，我们结婚快5年了还没有孩子，两边老人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也需要照应。于其迟早都要调回内地，还不如早点申请内调。就这样，我开始在河南省或洛阳市地矿系统找单位，由于没有熟人关系，几个单位的申请都没有回复，无奈，又申请回家乡洛宁县。并于1981年离藏回到县里工作。
西藏工作短短5年，人生的长河中只是眨眼而过，在我心中确记忆深刻，终生难忘。感谢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感谢我的父母、姐妹；感谢在西藏一起生活、工作的同学、同事和领导；感谢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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