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赋予万物平等的生命，而人类却在内部衍生出一套所谓的社会准则和制度。

他们将男性和女性处于一个微妙的对立境地，并试图运用各种社会规范合理化这种失衡。

他塔拉在感叹于大自然的宏大和包容的同时，也深深为人类的充满偏见地划分而感到遗憾。

她曾经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深恶痛绝，不止一次发出愤怒的声音：

为什么女性就要长发？

为什么女性就要温柔内敛？

为什么女性就要无私奉献？

这些困惑愈演愈烈，快要撑爆她脆弱的头骨。

如今的她，穿男友的衣服、理寸头、去裸蒸，似乎在尝试向这个世界讨一个答案。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他塔拉连续三年的生日都许了同一个愿望。

“让我变成一个男孩子。”

第一次许愿时她说：“希望明天可以变成男孩。”三年之后，明白这是痴心妄想的他塔拉认真修改愿望：

希望下辈子可以变成男孩。”

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反复地被他塔拉提起。

生怕自己忘了。

2002年，世界杯。

他塔拉以一个特别舒适的姿势窝在沙发里看球赛，二郎腿翘得很高。

走过的父亲，像见了怪物一样停下来斥责：

“要记住，你是女孩子，你这辈子必须要并着腿坐。”

那是他塔拉第一次感受到“女孩”这个词给自己带来的不自在。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年纪太小的原因。

谁知道后来随着时间过去，噩梦愈演愈烈。

小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他塔拉的母亲看到了男同学发给她的一条讯息。

开头的称呼是：宝贝。

雷霆大怒的母亲调取了自己认知库里几乎所有带有恐吓色彩的词痛斥了他塔拉，试图让她意识到女孩子早早恋爱有多么恶劣。

他塔拉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苛责。

显然，她也无法从盛怒的母亲那里得到答案。只能任由这个问号越来越大，快要撑爆自己脆弱的头骨。

等到了可以恋爱的年纪，围绕他塔拉的规矩又增加了：

“女孩子家穿衣服不要穿太暴露，不要浓妆艳抹。”“一定要找靠谱的男朋友，让他送你回家，不要独自出游。”否则，就会被坏人盯上。某年夏天，北京惯有的38度桑拿天。他塔拉尝试穿着吊带出门玩耍，被母亲递上来一件薄毛衫。荒诞冲击。压抑已久的困惑终于转变成为了愤怒。她开始痛恨自己是一个女性这件事，同时厌恶自己的外貌和身材。“为什么偏偏是我长了一张吸引坏男人的脸？”“为什么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就会让人产生邪恶的冲动？”

不配拥有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她无时不刻不在愤怒。

“为什么我想出去玩还要麻烦我的家人和男朋友，不然我就会受到伤害呢？我可真是个大坏蛋。”最终，她把这些事情的原因都归结于自己的无能。

身为一个女性，她感受着近乎绝望的无力感。她不再愿意接受自己是女性这一件事，这让她觉得倒霉且惨烈。

他塔拉的童年时期，家里的经济条件波动很大。低谷时期，父亲尝试各种让情况好转的方法，甚至带着年幼的她去街边拉黑活儿，看到有人就靠上前去，问要不要打车。但生活的困窘，并没有让他放弃对他塔拉寄予厚望。 身为鸡娃代表的他塔拉，被安排了数不清的辅导班。 在学习花样滑冰的时候，周围的小朋友滑累了，就会滑到冰场周围的透明挡板前，跟自己的父母撒撒娇。而当他塔拉试图靠近挡板的时候，父亲就会瞪起眼睛：不要浪费时间了，快去滑。有天早上，他塔拉发现自己发烧了，顾不上难受，内心已经开始雀跃。终于可以不用去滑冰了。

父亲却平静地说，不舒服可以不训练，那你现在马上起床，我带你去冰场，你自己去跟教练说你不要练了。每次开始滑冰之前，还有一个很惨烈的环节，压腿。很多小朋友都会因为疼痛哭泣而放弃当天的训练。当他塔拉因为压腿的疼痛而哭泣的时候，父亲却不为所动。

只是把问题抛给她：你是不是想放弃？他塔拉不敢回答。因为在她的理解来看，父亲并不是在问你今天要不要休息，而是在问，你是不是因为疼痛要彻底放弃学滑冰这件事？

这个问题对小小年纪的她来说过于严肃和庄重。似乎回答是的，就会天崩地裂，让所有人的寄予厚望毁之一旦。这样压倒性的权力下放在她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在那个正贪玩的年纪，总有同龄的小孩子会在超过约定的看电视时间之后，撒泼打滚儿，以延长自己娱乐的时间。他塔拉的时间却永远像是上着发条，准确到秒。那个时间不是父亲给她的，而是她自己。父亲会征求她的意见：你想看多久电视？他塔拉从不敢提出一个荒诞的时间，因为她始终觉得父亲的底线应该在自己之上，如果她轻易地突破自己这一关，就会随时触发那条暗线。和暂时的痛苦相比，她更不能忍受的是那个未知的恐惧本身。看似拥有自由，却又充满了压迫。她把这个感觉总结为：在五指山的范围里自由翱翔。

这种情况延续到他塔拉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和在国外工作的母亲进行了一次交接，关于他塔拉的日常教育和生活起居。开始跟母亲生活之后，他塔拉诧异地发现，受“压迫”的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还有自己的母亲。她既是全职员工，也是全职主妇。不仅要朝九晚五地上班，还要全权负责他塔拉的生活起居和照看老人。他塔拉6：50点起床，她就6点起床做饭。父亲出差，她就在那之前帮他收拾好行李。家里来了客人，她会在后厨做好备菜和繁琐的准备工作。当父亲在饭桌上收获赞誉时，不会有人想到，后厨里还有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人群酒足饭饱散去之后，母亲也理所应当包揽所有的善后工作。他塔拉在一旁，看着父亲理所应当地享受这一切。思索为什么母亲不是一个全职太太，却依旧要做很多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以致于自己的事业都可以完全牺牲，混在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里作罢。而父亲不但免除了自己照顾孩子的义务，更是免除了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义务。即便后来父亲的事业的确有所起色，他塔拉也固执地认为：父亲之所有可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母亲这个后盾，包揽掉孩子的教育和家庭琐事。如果需要父亲自己平衡家庭和事业的话，他也会将像母亲那样被琐事包围，毫无时间去提升自己，最终碌碌无为。

而身为“受压迫者”的母亲似乎对这一切完全没有怨言。当她试图在母亲面前抱怨父亲时，母亲都会毫无理由地维护丈夫的威严：“他是你的父亲，无论他怎样，你都不可以这样说。”这种失衡让他塔拉更加恐惧，为什么母亲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为什么身为女性就要如此。

有次，他塔拉和父亲因一件小事冲突。

父亲试图抓住她的手腕交流，她大声地喊出“不要碰我”之后进入自己的房间，把父亲留在外面。

那个瞬间，她看到父亲的脸上带着一种权威被撼动的愤怒。

那次，即便母亲竭力劝和，她依旧没有妥协道歉。

她不明白，为什么父女之间的问题，最终都要自己来承担，

为什么父亲就永远是对的，为什么一个男人不可以承认自己的问题。

她将自己的不明白，用很强硬的方法表现了出来。

这有些过激的反应，让她第一次体会到反抗的快感。

2019年末。

他塔拉新的事业需要整块的时间来完成线上工作，而刚刚退休的母亲却频繁地进出她的房间来打断她，理由是让她休息或是遛狗。

她提出要离家居住。

没想到，这个要求竟让母亲的情绪濒临崩溃。

在同一个城市，她居然不可以和未婚的女儿共同居住。

这种被动失去，在母亲看来是一件极度可怕的事。

就在他塔拉觉得难以攻克的时候，原本已经松口的父亲也突然倒戈，试图用长辈的权威来压制她：

你妈那么不容易，你就该听她的。

甩下这句话之后，他想干脆利落地了结这件事。

这让他塔拉再次回到小时候那种，面对高高在上的长辈权威而无法突破的局面之中。

在她看来，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不再是要不要搬出去这件事，而是母亲因为恐惧失去而奋力抗衡的异常心态。

他塔拉意识到母亲好像被困在这个家里，失去了来自父亲和她的陪伴似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她想伸手去拯救这个完全丧失自我的女人，便对母亲说出：我希望可以带你走出这个泥潭。

母亲却轻描淡写一句：“我没有身处泥潭。”

这个回复让他塔拉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轰然倒坍。

她终于醒悟。

也许在那个年代，所谓的父权，并不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压迫，而是一种大环境的既定结局。

他塔拉的父亲和母亲并不是个例，和很多家庭一样。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形成一种微妙的、不平衡却又看起来风平浪静的男女关系。

当一个女性成为母亲，她会像不受控制一样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哪怕明知道当孩子成长之后便不会再需要她。

女性似乎势必要牺牲自己的人生，全部交付于这个家庭，才是合理的。

正如他们口中所说的：男人做男人的事儿，女人做女人的事儿。

他塔拉像恐惧世界末日一样恐惧着这一天的到来，并像寻找救命稻草一般在悉尼大学的申请志愿一栏选择了“性别研究”。

2017年，在大学的性别研究课程中，老师让每个人提出一个性别歧视的例子。

有一个同学说：

有些理发店不是靠头发长短收费，而是靠性别来收费，这是一种歧视。

当时老师带头鼓起了掌：这的确是歧视，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针对这种歧视开始立法以求保护。

他塔拉也跟着鼓起了掌，因为这样的歧视，几乎充斥着她的人生。

从很小的时候，她就不喜欢自己的头发。

她的头发是非常细软的发质，总是会不听话地贴在自己的脑袋上。

每天无论是否出门都要花费一小时去打理。

她为此做过很多尝试，频繁光顾理发店，以身试法测评各种染发剂和护发产品。

但依然没能扭转这个局面。

她也曾想过要剃掉这让人头痛的头发，但是最终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放弃。

在她读书时期，有句话火爆大街小巷的金句：待我长发及腰，你就娶我可好。

这让她塔拉以及一众少年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只有长发才算是真正的女性，才会有人喜欢。

母亲也常常会告诫她：

如果你长大以后还不按照社会规范行事的话，你以后会过得很惨。

他塔拉被这样庄重的警告劝退了很多次。

但是当那个老师站起来鼓掌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一直被这样一个对性别不太包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所束缚。

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

母亲也许并不是真的介意女儿是否长发或者短发，而是在意女儿在社会中，是否被别人接受。

那种为了别人而活的感觉让他塔拉感到糟糕透顶。

2020年，疫情蔓延。

他塔拉有种末日感。

有时候躺在床上她会想到一些荒诞的事情。

“如果我就要死了，而我今天还在浪费时间打理我这讨厌的头发。”

这真是太糟糕了。

为什么自己身体的决定，却需要为了不想干的人而去迁就和忍耐，为什么要替别人活着？

这个念头比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像是压抑了许久的火山，让她沸腾。

他塔拉感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多一秒。甚至等不到去理发店。

男朋友的理发器，比想象中好用。

一上手本来想用保守的40mm卡刀，但是当理发器嗡嗡震动起来的时候，她突然改变主意，直接上了30mm的卡刀，接着是18mm。

像是不受控制，又像是某种宣泄。

头发丝丝缕缕掉落，他塔拉感到真实的自己裸露在空气里，说不出的神清气爽。

那一刻她无比快乐。

她不再害怕有人会抨击她的发型和举止。

她不再需要长发齐腰，不需要粉色的裙子，不需要笑不露齿。

她确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女性，仅仅是因为她拥有一颗让自己引以为傲的女性的大脑。

2019年，他塔拉选择去北欧留学，因为听说那是一个性别平等的地方。

想象中，所谓的性别平等，是满大街贴满关于女性的标语。

电视里会经常提到性少数，街上经常会有游行，来支持女性和性少数的平权。

然而真正到达之后她诧异地发现。

在这个地方，完全感受不到性别这个概念会被拿出来强调。

无论你穿什么衣服，化什么妆，顶什么样的发型，戴什么样的耳饰，没有人会特别关注。

不论一个男性多么温柔，女性多么暴躁，没有人用性别来形容他们。

街上的内衣广告，不会有裸露的、完美的身材出现。

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活动和商品，不会特意用粉色来作为主题色。

很多国家的酒吧，女性都是免费的，甚至澳大利亚的脱衣舞表演都是如此，因为只有女性坐在那里，男性才会去替他们买单。

而在这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北欧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爸爸推着婴儿车，跟孩子一起玩儿。

甚至有很多厕所都是不分性别的。

在北欧，他塔拉的女性意识不但没有觉醒，反而被弱化了。

那时候，她第一次体会到，自己一直在追求的性别平等到底是什么。

不是某一个性别的唯我独尊，而是“性别”这个概念弱化到不需要人们花精力来探讨。

她意识到，之所以自己感到性别压迫，是某种文化环境下的“人”所为，而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生来就该被压迫。

在那个冬天，他塔拉经历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芬兰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娱乐活动，是桑拿蒸。

这种桑拿蒸不同于往常，是男女共蒸且裸蒸。

在那里，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甚至是很传统的家庭朋友聚会，公司团建的方式。

他塔拉在办理入浴的时候突然被告知这件事，像是遇到了二十多年来的人生重大课题

虽然她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畏惧，但是依旧花了很久的时间去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最终，她决定必须亲手打破这个包裹了自己数十年的硬壳。

当她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再次办理入浴的时候，却被告知，因为当天的大雪，今天只有她一个访客。

那天，他塔拉一个人在桑拿房，以任何喜欢的方式，坐着，躺着，趴着。

自己调节屋子的温度，觉得太热的时候，就赤裸着走出去踩雪，跳进冰湖游泳。

可以洗澡，可以唱歌，可以思考，可以一动不动盯着雪景放空。

她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完全属于自己，可以独自占有自己完整的肉体和内心世界，可以控制一切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可以关注和评价，没有任何所谓的社会规训和要求，可以限制她此刻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自由。

在那个瞬间，他塔拉感到自己的自我被放的很大，仿佛自己就是整个世界。但同时，作为一个个体，她又被缩的很小，几乎要化身为大自然渺小的一部分。

周围是无边无际的森林，那一刻，没有人在乎她的想法，她也不需要被任何人关注。

金色的夕阳打在她冒着腾腾热气的的脸上和身体上，泛着微红的光泽。

她透过桑拿房里的全面镜看到完整的自己。

皮肤，曲线，身上流下的汗珠，一切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好美。

那是从未有过的赤裸坦诚。

她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说，去他的世界，老娘好美。

然后她收拾好行李，去前台付款。

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三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但他塔拉感到自己眼中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她不再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

当别人一次又一次的试图用性别的规训来要求她、规范她、限制她的时候，她也不再为此而感到难过。

当她感叹于大自然的宏大和包容的同时，也在为人类内部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准则而感到遗憾。

这是多么愚蠢的事

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塔拉曾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受到过任何的优待？

她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没有。

时间过去，如今她终于愿意坦诚接受，正是因为自己身为一个女性，受到过很多不公平的待遇，遭受过很多邪恶的揣测，她才拥有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度的思考能力。

这些正是女性身份所带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