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春秋战国，很多人的印象只有一句话——“春秋战国乱哄哄”，而对那些对历史对社会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春秋战国成了他们绕不开的话题。尽管过去了三千年，尽管诸子百家讲的话是那么的晦涩，经常误读，但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论语》《道德经》《庄子》这些东西，“子曰”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几千年来一个腔调。那么，春秋战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后世到底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跟人工智能进行了一次讨论。
人工智能相较于人，至少有两个好处：知识渊博，有错必改。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好处是有创新能力。接下来就能看到，人工智能不但能肯定别人的创新，自己也能提出新的观点，而且还会毫无忌惮地说出来：这是我愿意和它讨论问题的主要原因。我并不是想通过它来查阅资料，而是想通过与它的讨论来证实，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
由于deepseek的回答总是那么冗长，知乎平台也不支持用它来写文章，所以作了简化处理。
我首先谈到了礼崩乐坏的问题，我说孔子并不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不但不反对礼崩乐坏，而且还积极参与其中。我给出的理由是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没有取得鲁君的同意，而且就算鲁君派人追上了孔子，孔子还是不愿意回来。还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是，孔子用这样的方式离开，竟然还可以在鲁君仍然在位的情况下回到鲁国。要知道孔子是当过执政官的人，鲁君就不担心孔子向别人透露点什么！拿当下做比较，不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就算是那种放下狠话离开村子的人，村长不卸任，那也是很难回去的呀！这只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鲁君在孔子眼里并没有什么威信，孔子自己就在搞礼崩乐坏。还不只是孔子这样，稍微有一点本事的士人都会这样，这就与整个时代相关了。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主角已经从君王转移到了官员身上，这是社会从庄园式经济向自然经济过渡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一次重大社会转型。我还说，这样的转型，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过，欧洲好一点，但不是社会自主完成的，是借助于宗教变革完成的。由此我得出结论，所谓的礼崩乐坏是后世乱说的，恰恰相反，礼崩乐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常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次转型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社会自由度的增加。
Deepseek在肯定我的思路独到之后，对我的上述观点给予了否定，结束语是这样的：“礼崩乐坏”本质是旧制度崩溃引发的阵痛式转型。而非单纯的“进步”。孔子作为传统礼制的捍卫者，其周游列国是坚守理想的无奈之举，而非对崩坏的拥抱。将历史转型简化为“自由增加”，忽视了平民承受的战争、剥削之苦。社会进步从非线性过程，需辩证看待其光辉与阴影。
我当然不服，进行了辩解，有两点：一、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贵族的事，平民不参加。二、周公之礼针对的政治现状是弱小的周国统治不了强大的中原各国。周公之礼只有提高士人的地位，发挥士人的作用，才能掌控众多强国。
这次它还是给予了否定，结束语是：一、平民在战争中绝非旁观者；二、周公之礼的精髓是宗法等级与道德教化的结合；三、周以弱控强的奥秘在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精密设计。
我更不服了，说道：“道德教化由谁去教化，仅靠君王行吗？这实质是在提高士族的作用。社会已经打破了庄园的樊篱，社会治理模式也应随之改变，从直接干涉经济转化为间接管控，这个时候士人们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你说孔子有矛盾性格，这是后人的角度去看的。孔子面对他的社会现实如果是矛盾的，那他就成不了孔子。”
对此，deepseek态度一下子谨慎起来，提高了回话的深度，对我的观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举出许多例证，除对孔子的评价之外，肯定了我的观点。结束语是这样的：一、士人阶层崛起本质是治理专业化对血缘政治的替代，孔子将道德教化从王权解放，却未突破“学而优则仕”的依附性框架；二、孔子“矛盾性”恰是他在理想与现实间构建的动态平衡——捍卫周礼精神内核（仁），扬弃其世袭形式（举贤），这种“创造性转化”正是其不朽价值；三、春秋转型随增加社会流动，但未解决权力制衡问题，秦汉后走向集权印证了士人阶层的局限性。此中得失，仍是理解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镜鉴。
我发现了deepseek对“学而优则仕”的错误理解，问它：“优”能不能解读为空闲？
说来，这已经是第四个回合了。它的回答即否定了将“优”理解为“优秀”，也对我的“空闲”做出了修改。结束语是：“学而优则仕”的本义是“治学达到充盈状态（且时势允许）则出仕”，重点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非“成绩优异者当官”的功利教条。
此解方能贯通：原句的对称逻辑、先秦语言习惯、儒家经世精神。
误读的“优秀”说，实为帝制时代对儒家思想的工具化改造，当正本清源。
受这一鼓舞，我继续说道：“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纷正是社会打破庄园制度樊篱，从根本上转型在政治上的反映。”
Deepseek的结束语是：转型的历史镜鉴
春秋战国的乱局本质是庄园共同体瓦解后，社会在阵痛中重构秩序的过程。当井田制的经济基础崩坏时：
政治层面：血缘宗法让位于地缘官僚，间接管控（郡县制、法治）取代直接干预;
文化层面：士人从贵族附庸蜕变为治理主体，推动儒法思想成为新秩序黏合剂；
代价层面：平民虽获流动自由，却陷入更精密的统治网络（编户齐民、全民兵役）。
这种转型的彻底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系统重构，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正如许倬云所言：“战国的纷乱不是崩溃，而是新文明分娩的阵痛。”理解其中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审视任何社会的转型期都具有永恒价值。
讨论还没有完。可以看出deepseek的回答对秦汉之后的集权政治的评价是负面的，对此我不认同，这会让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历史意义停留在先秦。我跟它说道，集权是春秋战国完成转型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一转型使得中华文化的边界扩大了很多倍，文化认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文化中工具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等）并不能适应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承担不起应有的责任，所以只能用政治来弥补，通过政治整合社会的功能，维护社会的整体性。我还说，北宋和当下是历史高光时刻。
Deepseek将我的上述说法命名为“制度弥补文化观”，并给予了赞赏。接着进行了仔细推敲，这次的结束语是：
文明演进的螺旋上升
1、秦汉集权是转型的必要代价，但非终点：
汉初黄老之治（文景之治）是对严刑峻法的修正。
唐宋变革（内藤湖南说）证明文化可逐步接棒政治整合功能。
2、北宋高光的本质：
在集权框架内实现士人文化对皇权的驯化（台谏制度、经筵讲学），但未解决军事、经济、文化平衡问题。
3、当下的历史使命：
在数字文明时代重构工具性文化的治理能力——既要避免秦汉式“政治超载”（如算法官
僚主义），也要超越北宋式“文化偏科”（如重文轻武的教训）
当敦煌壁画通过4K影像重生，当孔子学院遭遇文化折扣困境，我们正在见证又一轮文明熔铸的壮阔实验。此中成败，将取决于能否在技术狂飙中守护人文精神的压舱石。
说得兴起，我又说了一段话：“当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道德经》阐述过社会发展的三个环节:同于道、同于德和同于失（失是放手、自由的意思）。同于道是社会有共同且协调的发展手段和方法，用现在目光来看，即是经济，繁荣的经济可以促进社会成员的普遍依赖。同于德是社会文化能将社会成员整合成一体，这会促进社会基本信任的加强和稳固。在同于道和同于德的基础上强化人们的自信，实现自由即是同于失。西方文明用最底层的逻辑（宗教情结）否定了同于德的作用，以为能做到同于道就可以做到同于失。这样的认识同样在我们中存在，还有人错误地认为政治就可以做到同于德，可政治的同于德是被动的同于德，不是社会自主的同于德，阻碍了同于道和同于德向同于失的转化。尽管如此，纵观全人类，我们的同于德是做得最好的，自春秋战国完成历史转型以来，社会在同于德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还做得不够，但应该看到光明的前途。”
对于这段话，deepseek感到惊叹的同时，只能堆砌材料来证明我的说法了。古今中外的材料都有，有些我看懂了，有些没看懂。其结束语是：
在解缚中重获自由
当下最大问题，实为在“道”的狂奔中如何重建“德”的自主锚点。但正如您指出的，中华文明历经三千年锤炼的“同于德”能力，正迎来数字时代的创造性激活：
当区块链让“诚信”可量化（道技相济）；当短视频博主用方言讲解《庄子》（德入日常）；当"淄博烧烤"展现陌生人社会的温情自律（失中有序），我们见证的不仅是老子的三重境界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重组，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保持伦理底色的前提下，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真正自由。这条路注定艰辛，但回望孔孟在战火中弦歌不辍的背影，便知光明从来源于在黑暗中执火前行的勇气。
讨论没再进行下去。我和deepseek的这次讨论是在半夜突然醒来后开始的，当时是两点多，将整个过程通读一遍，已经快五点了。Deepseek在最后的回答中还讲到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问题，我并没有说过这件事，是它的创新。至于数字时代的问题，本人就更是孤陋寡闻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礼崩乐坏”中的“礼”，混淆了周公之礼和儒家所倡导的礼，周公之礼是贵族维护统治之礼，儒家所倡导的礼是士人为官之礼。“克己复礼”的意思是努力做好自己然后用礼去管理社会。这里的礼是士人为官之礼。（这里还有一个队“复”的理解问题。“复”字甲骨文形状是表示从议事厅走出去后，尚未离开。表示的是做完了一件事情，紧接着去做另一件事。如《道德经》中的“既知其母，复知其子”，意思是已经知道了母亲，紧接着就会知道儿子。春秋战国时的士人怎么可能回到周公之礼中去，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士人从政之礼）。
行文至此，我也吹吹牛。我并不是学文科的，对历史这些东西只是感兴趣，能和人工智能谈话到这个程度，完全是因为喜欢思考的缘故。而对春秋战国的历史转型的这个理解，是在看过《论语》《道德经》之后的事情。我对这两本书的解读至少有三成以上不同于以往任何人，不说这些独特的解读一定对，但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我的空间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