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时候，老班长来家里做客，与我谈了许久的未来规划，他买了一百多万的房，月供六千，打算次年结婚。酒酣耳热之际，他咯咯地笑着，嘴里一边嚼着我特地为他炖的陕北羊肉。脸上一抹红，一定是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才化作桃花，晕上脸颊。我痴迷地望着他，相处十年，他越来越不像他，我也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我敢回想这一切么？不！人生会有许多坎坷，只有傻子才会盲目乐观地认为人生会有很多机会，很多好运。其实那不过是无奈过后自个儿给自个儿打的强心剂。生活里普通人失败后不会有许多翻盘的机会，折戟后，面临的可能是灾难般的毁灭。
大三的一个下午，我躺在床上午休，突然间后背一阵一阵抽搐的痛。我起身让舍友帮我看看后背是不是被虫子咬了，用手一摸，背后全是突出的一片细小颗粒。舍友看到后惊慌失措，赶紧让我去医院检查，说是有很多小水泡，成片成片的。我吓到了，立马去医院挂号。诊断下来，医生说带状疱疹，呼吸道感染导致的，需要先治疗半个月。医生开了一千多块的药，够我吃十五天，我迟疑不决，和医生讨价还价，说先开两天的，后面再看，医生的话我向来不大相信。医生听后，扶了扶架在鼻梁的黑框眼镜，眼皮耷拉着，嘴巴似张未张，脸色由热转冷地蹦了几个词儿，我没听清他嘟囔个了什么，只见他背过身去，重新抓药。隔着一道高墙，我仰着头，看不到悬壶济世，只看到小格子窗里大白褂来回地移动，倒像是索命的无常。
我拿着医生扔给我的药，匆匆离开，像乞丐逃离保安的追赶一样，楼道里横七竖八的躺着病人和家属，有的人抽着闷烟，有的人百无聊赖拨弄着手机，时不时瞟瞟过路的行人，一个个脸上阴晦满布。
回到宿舍，我赶忙请假，定了回家的票，北京城不是我这种穷苦之辈能看得起病的地方。我的回来，母亲又喜又悲。撩起我的衣服看时，我姐满脸的嫌弃，瞪大的眼珠，夸张到我自己也恶心起来。后背的水泡仅仅一晚上就厉害到像层层的鱼卵叠起来一般。昏黄的灯光下，我心里满是不快。
第二天，与母亲老旧相识的医生来家诊看，扫了一眼，便不住啧啧而叹：“这病俗称“爬地龙”，以前，老一辈人得了以后没法治，长满腰围就得死。现在，得这病的人也不少，得快治，拖久了有后遗症”，他叮嘱母亲给我嘴里塞条毛巾，叫我忍着，随即拿起满是针头的梅花针锤子望下敲打了下来。我痛得像被电击一般，头皮冒水，手指几乎要把床单穿透。“毒病要毒治，长痛不如短痛，咬着点牙，”母亲咬紧了牙关泪眼婆娑地安慰我。
敲打完后，医生给我上酒消毒注射针剂。此时，毛巾已经被咬得变形，背上不住的涌血。一晚过后，床单竟粘在我的后背，母亲心疼不已，忙用酒精沁湿床单慢慢往下撕拉，哆嗦的嘴唇看了让人发笑。接下来的日子，我仍旧时不时抽搐的疼，一天两针聚肌胞，连续半个月，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