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13天《形势解 第六十四》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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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译文参考
道，是扶持万物，使他们生长发育并完成各自生命的东西。有的人用它来治一乡，有的人用它来治一国，有的人用它来治天下。所以说：“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用来治理一乡，使父子相亲，兄弟相顺，端正风俗，使人民喜乐人君，安于故土，成为一乡的主干的，就是治理一乡之人。所以说：“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人民归附有道，就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加衣，热了要避阴一样。有道，人民就会归附，无道，人民就会离开。所以说：“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道，是能让人变化气质而归于正理的东西，所以道在人身，说话自然顺理，做事自然正当，事君则忠，事父则孝，与人相交则讲理。所以说：“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天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模仿天道，所以地位尊贵而不骄傲，富有而不奢侈，遵循道理而不懈怠。因此才能长守富贵，长期拥有天下而不失去。所以说：“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济天下的祸患，使天下转危为安。救祸安危，一定要依靠万民，才能达成。所以说：“安危者与人。”
疆域广大而国家富有，人民众多而兵力强盛，这是鼎盛的国家。虽然国家处于鼎盛期，但如果不用厚德安定，不用法度治理，那么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人民也不是他的人民了。所以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大臣不亲附君主，百姓不相信官吏，上下背离而不和，虽然自以为安定，但终究将是危险的。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君主用天道来统御人民，人民就一心侍奉君主，这样就能长久富贵而统治天下。背离天道，人民就会背叛，不服从统御，那么人主就危险，不能长久地统治天下。所以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务必学习韬略，遵行正道，每日都有进步，终于成就大事业，这是愚人所不知的。乱主放任邪侈、淫乱枉法，每日都无道枉为，到了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说：“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古代三王五霸都是为天下谋利的人主，所以自身显贵而又能让子孙享受福泽。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危害天下的人主，所以自身困伤也导致子孙蒙难。所以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民耕种五谷，使民获利。大禹亲自疏浚河道，铲高治低，为民谋利。商汤、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为民谋利。所以明君的动作虽然不同，但为民谋利却是一致的。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内容是解读关于“道”的，从“闻道”到“用道”。“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意思是说道的本质是统一的，但不同的人在应用道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现和效果。这句话强调了道的普遍性和应用的多样性。道作为宇宙的根本法则，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的人在理解和应用道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例如，有的人可能将道应用于家庭管理，有的人则可能将其应用于治理国家。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句话揭示了社会角色和责任的不同。不同的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他们对道的理解和应用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一个乡长可能会更关注如何使乡里的人和睦相处，而一个国家领导人则可能更关注如何使国家繁荣昌盛。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道的理解和应用会随着经验和认知的增加而变化。一个人在年轻时可能更关注个人的成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更关注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而且，虽然道的本质是统一的，但每个人在追求和实践道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来选择合适的方式。
“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表达了道的力量和影响，强调了道的不可违背性。道是宇宙的根本法则，遵循道的人会得到支持，违背道的人则会失去支持。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哲学中对自然法则和社会秩序的尊重。在政治管理中，领导者必须遵循天道，即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果领导者违背了这些规律，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强大，最终也会失败。
“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体现了古代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天道被视为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而人心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这里强调了顺应天道和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持满者与天，意味着保持强盛和繁荣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安危者与人，则强调了社会安定和危机处理需要顺应民心。“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这些思想在《管子》中多次被提及，强调了君王的主观能动性与“王道”客观规律的关系。
“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这里描述了道的深奥和神秘。道的无形和神秘，正是天道的特点。道的作用和成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人们往往在道的作用下取得了成就，却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也不知道道是如何离开的。这里强调了道的自然性和不可知性。道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和理解。人们只需要顺应道，就能取得成功。
“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这句话表达了事物虽然形态各异，但最终都遵循同一规律，这一规律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这句话强调了宇宙万物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无论事物如何变化，其本质和规律是恒定的。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指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古代有三王五霸，有夏桀商纣，有神农大禹，社会发展有兴盛有衰落，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所以，要重视历史的积累和传承，在文化创新的同时，也要尊重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具有内在的和谐与一致性，而追求和维护这种一致性是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础。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中立法的理论基础（三）
遵事理
“管法”认为，立法必须遵从事理。《版法解》说：“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说：“君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形势解》说：“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什么是“理”呢？综观各篇，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内容：一、事物的规律性；二、惯例、传统与习惯；三、事物的轻重关系。
《乘马》对市场之理的论述便是讲事物的客观规律。文中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市场能反映物资供应的情况。如果“百货”价格低，各行生意就不能获得过多利润，如果各行生意得不到过多的利润，各种生产（百事）就会得到发展。生产发展了，供求关系才能得到平衡。从市场可以观察到国家的治乱，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不能决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产是市场的基础。管理市场的基本办法是从发展生产入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也就比较容易管理了，也才能治理国家。作者这种看法可谓卓识。
《乘马》等篇所讲的“朝廷之理”“父子之理”等，主要指惯例、传统和习俗。朝廷之礼、等级之分无疑有它存在的客观基础，但具体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与习俗。作者把贵贱等级之分也视为理。
事物之间的轻重关系，也是一种理。《七法》中提出：“不为重宝亏其命”，“不为亲戚（原作爱亲，依《管子集校》本改）危其社稷”，“不为爱人枉其法”，“不为重禄爵分其威”。作者提出，分清事物的轻重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要断然舍轻从重。
“管法”认为，统治者，包括君主在内，应受“理”的制约与节制。遵事理，指出了立法之前要深究事物内在联系，法要依“理”而立。
量可能
“管法”主张立法要考察客观的可能性。法要建立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法才能实行。《形势解》说：“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民之“所能为”与“所不能为”之间的“度量”线，是由生产水平与人的体力决定的。“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管子·权修》）君主立法行令，不能超越一定度量。超越了必然要走到法令的反面。正如《法法》中所说：“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管法”认为，在可能性的度量以内，人民能够接受或忍受，对统治者也有利，也安全；超出这个度量界线，人民无法忍受就会起来造反，统治者也就必将陷入危险境界。《权修》篇说：地力与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之欲望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无止，国虽大必危。”《正世》篇把这个“度量”界线称之为“齐”。“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所谓“齐”，就是既不要使民富裕，又不要使民穷困至死。使民能维持简单生产的条件，恰到好处。“管法”把度量线划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生产的条件和延续生命的边缘上，这种“可能”一旦变为现实，扩大再生产就失去了可能。
由于“管法”各篇出自众手，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颇多差异。如在立法的原则上，有的提出爱民，有的反对爱民；有的主张变法，有的主张把法固定化。《任法》篇提出：“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由是而提出“法古之法”。
“管法”提出立法要顺天道，随时变，因人情，遵事理，量可能等原则，表明对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主张以法治国，可是法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具有超越一切的威力，法本身首先是被制约的。君主制定法，君主首先应该觉悟，法不应是个人意志的肆意表现，而应是一定关系的反映。特别有意义的是，在“管法”看来，法不只是制定人们的社会行动规范，同时也要规定人对自然的行动规范。“管法”对立法原则的论述，推进了法学理论，使立法摆脱了经验主义，向理性大大迈进了一步。
“管法”关于立法原则的论述，与当时各国变法与行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就其主要倾向看，“管法”重点是反对君主立法的随意性。当时情况大致是：前主所是，后主所非；旧法未除，新法又立；朝立夕废，轻重无度。这种情况破坏了法的严肃性，使法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管法”对立法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原则在实践上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我们尚说不清楚，但在认识上，显然提高了立法的自觉性。这是极为有价值的认识。
（完）
参考资料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卷》，刘泽华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