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的确，很多传世之作都是名人贤士在“孤愤”之下所作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激发情感，赋诗抒怀，抒发胸臆。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哲学鼎盛时期，均是处于缺乏统一政权、战乱不已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比如魏晋时代。春秋战国之时群雄割据自不必说。

来看魏晋时代，既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自东汉末年起，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对人生苦难的解脱，以及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新兴的门阀士大夫阶层由于受过良好教育，用不着为生活而奔波，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哲学和艺术，从而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加之皇权控制较弱，使得这部分阶层的人格思想行为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形成了魏晋独有的名士文化。

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以“竹林七贤”、何晏、陶渊明等人为代表，成就了魏晋独有的名士文化，更开创了中国文学自由、思想自由之先河。

80后作家大生在其所著《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治与风流》一书中，对魏晋名士的历史和故事进行了叙述和解读，还原了那一个个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名士形象，让读者有机会接近名士、读懂名士、理解名士。

所谓名士，不但要有惊世骇俗之举，更要有真才实学，否则只是徒具其表。至少，名士要具备相应的容貌气质、精妙言辞、过人技能以及超凡的见识。比如曹植，七步成诗；比如王弼，十几岁的时候就喜好道家学问，并且能言善辩，博通无碍。每个真正的名士都有着过人的技能，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学识、才华作为基础，才会有狂放不羁的资本。

但是，狂狷，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理想所表露的反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狂狷就是最粗鄙恶俗的行为。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潇洒的背后，是需要有思想做支撑的。缺乏了深入思想和独立人格，所谓的魏晋名士之风也只是装腔作势，徒具形式，苍白而肤浅。效仿“竹林七贤”的“八达”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流于表面，更不能称之为“名士”。

贵为名士，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极具号召力，掌握了名士就掌握了天下士子的舆论导向，自然会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惜重金厚币加以延揽，招致麾下。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名士们，或主动或被动，都会被卷入政治风波之中，拼了命去玩那些自己不擅长的游戏，所以魏晋名士们的下场，大多都是可怜可惜可叹的。

比如恃才傲物的杨修，出身贵族的曹植，还有竹林七贤。阮籍虽然在精神上超越了世俗界限，但是在现实中受到高压环境和盛名所累，最终怀着无奈和彷徨，醉死在消极的抵抗之中；苟活的向秀，也终于被司马昭招揽。大生感慨道：集权暴力之下的士人，要么被消灭肉体，要么被交出灵魂。

作为名士，普遍具有狂放不羁的性格、风度翩翩的体态、以及令人惊艳的才学，自然少不了“花边新闻”，自古流传的成语便忠实记录了这些传奇轶事。

潘安坐车出行，连老太太都被迷住了，不断朝他车上扔鲜花水果。出门转一圈，车子里就装满了水果，结果为后人造就了“掷果盈车”的成语；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她的老婆总是用称呼小辈的“卿”来称呼他。当他责问王夫人时，她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于是，便有了成语“卿卿我我”；

陶渊明的外公孟嘉任桓温的参军时，在一次聚会中帽落后依然风度翩翩，当人们嘲笑他时，不假思索，挥笔而就一篇辞采俊美、诙谐幽默的佳作为自己辩护，使得四座众人叹服。于是，就有了“孟嘉落帽”的成语形容临阵不乱、才思俊美的名士气度。

不但这些名士留下了众多的成语，还留下一些令人嗟叹的俗语。比如周顗为营救王导故意疏远他，为的是瞒过朝廷小人，却没想到也瞒过了王导，最终因为王导的沉默而被杀。发现真相的王导大哭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名士之风，令人向往。但是，名士之所以为名士，是因为其有着独立的人格、深刻的思考以及崇高的理想和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一旦脱离了这些本质的东西，自然也徒具其表。《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治与风流》展现的不仅仅是魏晋名士的风采、传奇故事，更是以古喻今，借古讽今。作者大生一阵见血地指出，“一旦高雅的东西失却真实的内涵，徒具表面形式，高雅也便沦落为粗俗。时下北京流行的弹古琴、喝普洱、唱昆曲、拜上师等四大俗，原本都是高雅的东西，却被俗人搞成了俗物。”

诚然，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与众不同，探寻新的思想文化；只有深刻的内涵，才能不滞于物，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深入的思辨，才能镇定自若，获得特立独行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