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孝宗本纪》淳熙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
乾道五年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上奏，请求朝廷告诫主管科举的官员，不要将程颐的理学与王安石的新学，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这道奏疏，折射南宋中期思想界激烈的学派之争。
王安石新学，曾是北宋神宗以后数十年官学，科举考试以此为标准，服务变法；程颐开创的理学，在南宋影响力日渐上升，士子多研习其义理。两派学说立论不同，门下士人互相攻讦。谢廓然认为，科举选拔，应当以儒家经典本身为本，不可专门绑定某一家门户之学。若朝廷偏袒程学或王学，士子便会揣摩一家之言应试，流于门户跟风，丧失独立思考，造成学术偏狭。
古代经学之争极易演变为党争，根源在于科举制度：士子研习某一学派学说，凭此应试入仕。同门师生相互援引，形成群体。学派义理之别，本质是治国方略的分歧。久而久之，学术辩论转化为人事与权力之争，不问是非，只分阵营，便酿成党祸。谢廓然的奏疏，正是想切断 “学术 — 科举 — 派系” 这条链条，避免重蹈北宋覆辙。
孝宗对士风、学风十分留意。他既不满王安石新学催生的党争积弊，也不愿让理学迅速垄断科场。如果科举定于一家之说，朝堂官员就会按学派抱团，重蹈北宋新旧党争覆辙。因此孝宗采纳此议，下令考官不得专取程颐、王安石两家学说。
这并非禁绝王学、程学，只是禁止把单一学派观点当作录取标尺。士人依旧可以研读、讨论两家理论，只是科考评判不能唯一家之言是从。孝宗试图在学派纷争之间保持平衡，防止学术之争演变为朝堂派系对立，以此稳定士大夫群体，保障朝政安稳。
这一条记载，展现乾道朝治理的另一维度：对外与金国周旋礼制、筹划北伐；对内不仅整顿刑狱、管控边境物资，也留心学术风气，防范学派之争演变为朝堂党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