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语只会あれこれ的情况下，我被分在了最低的初级班。班上的同学有我和一位来自北京的万姓女同学，一位台湾陈姓男同学，还有十多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好在大家年龄相仿，说得上话，这让初来乍到的紧张和孤独感缓解了不少。

语言学校的宿舍构造简单，只有8平米的单人间和10平米的双人间两种选择。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我，在来日本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单间，小小的空间里，有一张单人床，有一个铁皮桌，门口有顶到天花板的鞋柜，上层被我用作书架，下层放鞋。8平米不限电的的狭小空间和24小时不停歇的空调，承载了我从2014年到2015年的孤独，铁皮桌则承载了摇摇晃晃站不稳的我对地震来临时不知先穿衣服还是先逃的恐惧。

宿舍在语言学校3楼，教室在2楼，我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抵达教室，3秒钟就可以和高雄陈姓同班同学及台南谢姓同学开展一场无关友谊只关乎立场的无效辩论。接下来的一年里，生活都围绕着日语学习，辩论，以及无国界的LOL缓步进行着。

日语课安排在上午，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有长得像胖虎性格像大雄的胜尾老师，和另一位忘记姓名的50岁小丸子老师。两位老师可能承载了不少的负面情绪，只因我仍旧调皮。现在想来，许是因为当年比较孤独，染上了一丝出风头的坏毛病，在班里奇形怪状的发言，或发出很大的打哈欠或喷嚏声，胜尾老师会一脸鄙夷地翻着白眼，嘴角抽搐成小夫模样：『Kさん、動物ですか？ゴリラですか？可笑的是当年的我被骂了都会很有成就感。

看胜尾老师铁青的脸和迟暮小丸子老师尴尬的笑会让我洋洋自得，并能向我提供到我客观存在这件事的主体感受，给两位老师带来了不少反向情绪价值，想起仍旧是非常的抱歉。不过，陈同学更让胜尾老师头疼，这从另一方面缓解了一些我的内疚。

下午的课程是为了应对EJU留学生考试，学校提供的文综或理综的课程。令人欣慰的是，日本为留学生准备的高考相较于国内简单一些，高考成绩勉强2本线的我，数学都可以拿到200分满分里的150分，小班里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这曾让班里的马来西亚台湾同学很是不满。

记得有一回，用“想成为”造句。马来西亚的同学们出奇一致地展现了早熟的社会认知：女生几乎全体表示“想成为家庭主妇”，男生大多则写“想成为社员”；只有一位“小明星”说他想成为“大明星”。陈同学说他想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我则抱着我12年受教育的境界表示我要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想想19岁的自己，好气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