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中，
随处可见令人恼火的论述。那个时代的白种人觉得自己承担起了领导责任，他们领导着“那些刚刚被发现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的阴郁的其他人种”。
那个时代的海滩上挤满了惨遭无情拒绝的偷渡者，那个时代的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互相仇视，有时还大打出手。帝国主义、移民、民主主义以及奴隶制的合法性，使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凸显。有些种族看起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教养，有些种族则显得愚昧落后，有些种族则在用拳头和棍棒来捍卫自己的安全，有些种族则通过纳税依靠政府和军队来保护自己。
这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认为北欧人属于优等民族，理应去统治其他种族。这就像那种认为女人天生就适合做饭、做礼拜和照顾孩子的观念一样，因为有“研究”显示，脑力劳动会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种族偏见也被罩上了科学的外衣。达尔文的进化论被错误的用来说明知识和道德的进步，而脱离了他的本意，即解释生物如何适应自己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非白种人的进化阶段介于类人猿和欧洲人之间。更糟糕的是，达尔文的追随者赫伯特·斯宾塞认为，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如果试图改善贫困阶层和贫困种族的生活，他们就在干预进化进程。
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曾经建议，应该通过一种它称为优生学的方法来阻止不健康的婴儿降生，以促使人类更好的进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斯堪德纳维亚半岛诸国、美国的30个州以及德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主张对违法者和低能者实施绝育，以确保人类的进化。纳粹党后来也用自己高人一等的种族意识形态，作为杀害数百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的借口。
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虽然一些很糟糕的观念，依然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存在，但在知识界的主流群体中，已经扫除了这些观念。今天，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公众人物都不能再随意贬低女性，或者散布诽谤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刻板意见。有识之士也尽可能的对自己潜在的偏见保持警觉，用事实和他人的感受，来反观自己的偏见。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尽可能的从个体角度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从他所属的性别或民族来加以判断。我们努力区分权力与正义，个人偏好与客观价值，并由此对那些不同于我们，或者不如我们的文化保持尊重。
参考文献《白板》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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