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再现了北宋集市贸易的繁荣热闹，市井生活的鲜活有趣，汴京的辉煌繁华可见一斑。“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深情眷恋着汴京往昔的繁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作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苏轼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朝代经济、文化发展都达到空前高度，因为那个朝代的老百姓生活富裕、幸福指数极高，因为那是个连中外学者都向往的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
苏轼21岁中“进士”，25岁正式步入仕途。初入仕途，就得到宋仁宗的认可，赞誉他是宰相之才。不过，与他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的是神宗和哲宗两位皇帝。
《宋史·神宗纪赞》里写到“求直言，察民隐，……励图治，将大有为”，神宗皇帝有再造汉唐盛世，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他锐意进取、积极变法，又胸怀宽广，不信谗言，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给予了苏轼极大的包容和信任。苏轼虽数次被贬外放，但从他担任的职务来看，从杭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特派员），密州、徐州、湖州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到中书舍人（为皇帝草诏书），神宗皇帝是很器重苏轼的，贬谪外放是对他的保护，神宗一直等待机会对苏轼委以重任。
名相韩琦评价:“苏轼既有尊君爱民之志，又有安邦定国之策。文可以经邦济世，武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哲宗皇帝在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时，苏轼官至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和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文化、教育、外交部长），一个人既能有当文官的才，还能干武将的活儿，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天地泣鬼神”。苏轼本身并不参与党派之争，只是他反对变法的激进，写了不少讽刺诗文，多次向皇帝递奏折提出变法的弊端，所以在给予了他厚爱的高太后去世一年后，苏轼即被贬谪惠州、儋州。
但我们都知道宋太祖立国之时就定下不杀文官的国策，蒋方舟在《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里谈到宋代之“美好”有三:其一是国家善待知识分子，文官深受优待。所以苏轼虽一生在贬谪之路上颠沛流离，受尽小人排挤深受党争之苦，所幸性命无忧，并逐渐完成了精神上的突围蜕变。
余党绪老师说:“被贬官……从文学创作看，却造就了一长串的名家名篇。……撇开荒谬的苦难哲学，客观地看，贬官们确实在贬谪过程中，更多地理解了社会，理解了生命。”苏轼不也在《自题金山画像》写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吗？可不可以说“不断地贬谪”成就了苏轼，没有“贬谪”就没有后来那个随缘自适、旷达通透的东坡先生？
仁宗皇帝这样赞誉过他的臣子:“只要真心为国出力，为民谋福。四海八荒，处处皆是安身之地。”“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以诗言志，以身践行，修得圆满。
被贬黄州时，苏轼的文学创作达到高峰，留下四篇最精的作品。外放期间，无论何处，他都关注百姓生计，办利国利民的大实事。灭蝗灾办医院，治理西湖修建苏堤，抗洪救灾亲力亲为，成立救儿会，打凿水井解决吃水难题，教彝族人民耕田、识别草药、摒除陋习，并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苏轼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以民生为本，极具民主精神和人道精神，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更胜一筹。他备受老百姓的敬重，所到之处百姓皆夹道欢迎。
苏轼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祖父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人品不凡、生性自由、思想开通，不受世俗礼节的拘泥。苏轼深受祖父的影响，豁达乐观、恃才放旷、胸怀坦荡。他的父亲苏洵气质谨言、思想独立、嫉恶如仇，而苏轼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不移，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如蝇在食，吐之方快，这些性格特点很难说不受父亲的影响。《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见证了苏轼与弟弟子由的手足情深；兄弟俩一生渴望实现“夜雨对床”的约定；仕途之路上，互相扶持；人生之路上，互相慰藉。苏家父子三人还同列唐宋八大家，这样的荣耀，世上能有几家？
苏轼的幸运还来自于身边的女人。司马光为他的母亲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写“不愧为古代一贤母”。程夫人喜读书，识大义，是苏轼的启蒙老师，有范滂之母的风范。妻子王弗聪慧谦谨、知书达理、又有知人之明，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是苏轼的得力助手，夫妻二人琴瑟和鸣，书写了最美的爱情，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跨越千年，读之无不令人动情。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性格温和、知足惜福，视苏迈为己出，生育苏迨、苏过两个孩子，在苏轼宦海沉浮的职场里，和他同甘共苦，竭尽己力经营了温暖幸福安稳的家，安放了诗人高贵的灵魂。朝云是苏轼38岁纳的妾，朝云以妾的身份陪伴他20年。实际朝云12岁就生活在苏家，苏轼教她读书识字，而朝云又极其聪慧，“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懂得是多么珍贵，朝云是他的红颜知己，灵魂伴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总得到历代皇后的荫庇，所以总会逢凶化吉，总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幸运。
苏轼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爱吃爱喝爱玩爱扎堆，天才横溢又没架子。一生无论得意还是落魄，都有良师、益友陪伴。宰相韩琦、文坛领袖欧阳修、翰林大学士范镇皆对他赏识有加；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但他们是“君子和而不同”；婉约派词宗秦秦少游、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与他亦师亦友，志同道合；年轻的艺术家米芾与之雪堂论画，苏轼病重时，早已名声远扬的米芾亲送汤药；贬谪黄州与张怀民月下漫步，以“闲人”自嘲并自乐；卓姓佛教徒靠脚力跋涉去往天涯海角为苏轼及家人送信；同乡道人不辞千里之遥特意送来仙露“桂酒”；佛印和尚与之“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等诸多故事带给彼此多少快乐……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谈笑有鸿儒，往来亦白丁”，苏轼四海之内皆朋友。
综上所述，苏轼的幸运在于他生在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长于家风淳朴的原生家庭，手足情深、夫妻之爱滋养着他，朋友们无一例外真诚地仰慕、敬佩、喜欢他，甚至最不幸的贬谪之苦难，都成就了他。但如果他缺乏独特的人格魅力、没有经天纬地之才气，对于美好生活不是极度的热爱，没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上文所说的幸运皆为空谈。
苏子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林语堂先生如此评价。先生的幸运是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