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未来十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2035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未来十年是一个关键阶段。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非常注重把握战略节点。例如，2021年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同时也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节点。201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这时已经临近2021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节点，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国家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自此开始，2035年便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节点，既有丰富的政治含义，也在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大到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政策布局，中到地区和城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小到微观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都将与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发生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从2021年到2035年总共十五年时间，涵盖三个“五年规划”的时期——“十四五”（2021-2025）、“十五五”（2026-2030）、“十六五”（2031—2035）。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将是推动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阶段（图0.1）。
图0.1 未来十年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历史方位
第二，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体”逐步向“成熟型经济体”过渡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出诸多与此前不尽相同的趋势和特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以农业耕作为业，工业和服务业占比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那时起，如何奋起直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在此基础上，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十五五”时期，中国大概率将由“中等偏上收入组”稳步迈进“高收入组”。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要知道，当前已经处于“高收入组”的国家和地区的全部人口加总也不足14亿，中国的加入意味着“高收入组”在已有不足14亿人的基础上，另外新增14亿人。“不足14亿+14亿”，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也将是一个格局性的变化。
当然，迈进“高收入组”，并不等于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过，由“中等偏上收入组”稳步迈进“高收入组”，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逐步由追赶阶段，转向相对成熟的发展状态。在追赶状态下，关键词是：GDP、增长速度、数量型扩张、学习模仿……而在经济由“追赶型经济体”逐步转向“成熟型经济体”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当然仍很重要，但质量、效益、前沿创新、品质、幸福等要素，将成为更为重要的关键词。
此外，在经济由“追赶型经济体”逐步向“成熟型经济体”过渡的同时，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也将经历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从政府公共服务的完善，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再到城市治理水平和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提升，等等，都是未来十年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三，从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来看，在新能源革命+人工智能（AI）革命的双轮驱动下，未来十年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窗口期，将出现很多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乃至全新的产业。
科技进步的过程，并非匀速变化的，而是突变和跃迁式的。一般性的发明专利，每天都有，但能够真正带来经济发展重大突破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只有少数时期才会出现。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系统研究了1870年到197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历程以及背后的推动因素，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科学技术的非匀速进步，导致了产业和经济发展起起落落的大周期。一个典型例子是，1920年到1970年之间这段时期，由于内燃机、电力、汽车、飞机、楼宇管道、空调、电视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应用，带动美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超级经济增长周期。
而未来十年，人类社会有望再次迎来这样的窗口期。其中，两个领域的科技进步最为重要：一个是在能源领域，一个是在信息交通领域。
能源技术和信息交通技术是驱动历次工业革命的最主要的底层技术。回顾人类经济史，每一次工业革命背后，突破性的能源技术和信息交通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量。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首先，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人的活动，而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必然要与能量打交道。不论人本身的活动，还是由人主导的经济活动，都需要在大量输入、输出能量的过程中完成。其次，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济的交流，离不开信息的发送、传递、接收、储存、运用。信息传递方式越先进，人的活动以及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也将得以拓展。
当前，能源领域正在发生新能源革命。随着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核能发电、动力电池、储能等技术的成熟，能源产业的本质属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传统能源产业，是典型的自然资源产业，是“靠天吃饭”的；而光伏、动力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则变成了制造业，不仅跳出了“靠天吃饭”的魔咒，还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益”。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已经在这一轮新能源革命中体现出强大优势，未来十年还将取得更大进展。
在信息交通领域，AI技术及其在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运用同样也将是革命性的。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甚至认为，AI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不低于火和电。虽然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概念界定尚存在较大争议，但确信无疑的是，未来十年AI技术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通用的”（general）、广泛性的影响。
未来十年将是新能源技术和AI技术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加速渗透的十年。在新能源革命+ AI革命的双轮驱动下，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变化之剧、影响之深远，将不亚于历史上的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
第四，从外部环境来看，未来十年中美大国博弈可能持续处于战略相持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进一步深刻演变。
对于中国人而言，未来十年尤其关键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深刻演变。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冲击、试探、磨合之后，逐步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中，花八天九夜时间写出了巨著《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问答的形式，用最简洁、最铿锵有力的语言，给出了自己关于抗日战争走向的论断——“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进而，他将中国的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三个阶段的论述是针对当时环境下的抗日战争的特定分析，但也有很深的哲学道理。与抗日战争类似，中美大国博弈也将经历三个阶段。从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开始，面对外部环境的骤然变化和加征关税、科技封锁等领域突如其来的冲击，中国一开始处于被动回应阶段。2020年拜登当选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做了新的调整，尤其是纠集盟友加大对华施压，这一时期中国总体仍处于防御期。
从2025年初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在应对美国施压方面经验明显更为丰富，战略上更加显现出定力，具体应对策略也更有技巧。总体而言，经过将近十年时间的经验积累，加之自身实力的壮大，中国应对美国施压已经由起初的被动防御阶段，转向了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最初那般咄咄逼人的强劲态势，转为有所缓和、更加务实的态度。当然，中美大国博弈不是两三年、三五年就能结束的，甚至战略相持期本身也不是两三年、三五年就能结束的，而是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不论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是对于中国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外部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将是需要持续密切关注的重要变量，而且可能成为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变量。对此，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充分的准备。
出于以上四方面原因，未来十年，不论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还是个人和企业发展，都将迎来诸多新的机遇，同时面临新的风险挑战。而且，这些机遇和挑战的萌发领域和表现形态跟过去三四十年存在明显不同。如果仍然依循着过去三四十年的传统思维方式，想在未来十年谋求更大的发展，那么就可能犯下“缘木求鱼”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