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透的姨夫

姨夫就这样匆匆的走了，享年86岁。若不是那场意外，90岁应该不是他寿限的极值。

被撞躺在马路上的姨夫，最后只说了两句话，他对着三姨说“你把我拉起来呀！”抬上救护车后，他说“我喘不上气来”，然后就再没有说话，就昏迷、就弥留了……

据三姨回忆，姨夫在生前，曾多次开玩笑说“我死的容易，‘嘎嘣’一下就完了”，不幸竟一语成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实现了姨夫的“愿望”。比起经过开膛破肚，全身插满管子，折磨的死去活来后的“惨死”，这种经过短暂的痛苦之后便进入极乐的离去，不失为一个好的结果，更是一种造化。

俗话说盖棺定论，该给姨夫一个什么样的“定论”呢？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用“通透”一词为好。

通透，即通彻、明白的意思，这确实是个很文雅的词汇，一般都用在文人雅士、哲人学者身上，若用于评价一介文化程度几乎为零的老农民似乎不妥，其实不然。

要说姨夫的通透，那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其中，心灵手巧，便是他通透的底色。

他会画画儿、会刻戳、会剪纸、会磨剪子抢菜刀、会刨笤帚、会敲鼓、会木工，而且这些技艺、手艺竟都是无师自通的。

他堪称一位农民画家，尽管他的绘画说不上多么好，别说与大家、大师，就是与一般画家比也无法望人项背。但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其绘画技艺却堪称了的。对于作画，尽管他可能说不出什么形神关系、透视关系、明暗关系的门道，但一招一式都在践行着这样的艺理，其绘画，不但能做到形似，而且还能神似，落款钤印也有模有样。

书画界讲究诗书画印，作为界外人士，姨夫也玩儿治印，不同的是，他用的不是什么寿山石、青田石等名贵石料，而是木头。用锯子、刨子、刻刀，经锯削、打磨、勒刻，一方印章就出手了。父亲退休时网络转款还没有，银行之间的通存通兑也不方便，退休费得通过邮局邮寄，支取时得需要签名或盖章，特别是签名，对于写字不多的父亲真是好不麻烦。姨夫知道后自告奋勇给父亲刻了一枚名章，之后领退休费就省去了签名的麻烦。尽管后来支取退休费不再用印章，但父亲一直保存，不舍得丢弃。

再诸如剪纸、磨剪子抢菜刀等等，对于姨夫来说那都只是小儿科的玩项，而真正谋生立业的还是他的木工手艺，这才是他引以为傲的看家本事。

姨夫之木工手艺，是村里村外出了名的，他做工精巧，掂对材料仔细，从不让一块儿木料大材小用。姨夫干活从不手忙脚乱，但也绝不拖拖拉拉。经他手的活儿，处处显示着精巧、精致，即便是一个小马扎、小板凳也不粗制滥造，也要做成精品，因此赢得了大量“客户”。在生产队的时候，队长舍不得让他下地干粗重活儿，总是把犁耧靶盖、锹镐车杈这些修修补补的手艺活儿交给他，他实际就是生产队的维修站。之外，经村民申请队里批准后，还入户干一些打门窗，做箱柜，修桌椅的活儿。

姨夫在手工、手艺上的这种灵巧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为家人赢得了尊重和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无疑也凸显着他在智力方面的过人。而推己及人的品格，则表现的是他德行胸怀方面的通透。

他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因此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尤其对自己近于苛刻，从不多花一分，更别说妄花了。但他绝不视财如命、食亲财黑，对孩子、对大人、对别人不但从不吝啬，而且慷慨有加。对此我体会颇深，并一直笃信三姨、姨夫是有恩于我们家的，因为我们深受他们慷慨之惠。这个恩情尤其表现在那个饥饿的年代。

和三姨家，尽管我们两村相距不过两三里，且两家都是农民，但三姨家是乡下农村的农民，我们则是城里农村的农民。当年不像现在，一说是城里人，就注定有一种不知所以的优越，莫名奇妙的自负，而且对乡下人总有一种天然的不屑和鄙视，但那时的我们，对农村的认知则是反向的，特别是对农村的农民更是羡慕有加。当年，城里的农民姑娘多半不愿嫁给城里的农民小伙，而心向往之的则是能多吃口饭的农村。

因为那时农业技术条件、水肥条件、籽种条件都非常差，在收成上基本是广种薄收的状态，但毕竟他们拥有的耕地多，有广种的基础，也就有能收或多收的可能。而我们城里的农民因为耕地少，则连广种的条件都不具备，又何来多收？因此经常挨饿，不得不偷偷去乡下的黑市上买粮食。这时外援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三姨家就是我们的关键外援之一，他们总是时不时的接济我们。

去三姨家，姨夫总是嘱咐“让他二姨拿点菜吧、拿点高粱吧、拿点棒子吧”等等，有时还直接给送家来。现在说来，所给的东西确实不多，不过一小把青菜，两三个茄子北瓜，几斤粮食。但饥时粮米赛黄金，在那个年代这又是何等的金贵呀。俗话说“饿时吃糠甜如蜜，饱时吃蜜也不甜”人到了饥饿之极时,别人给一碗剩粥、半块溲馍就是活命之恩。况且，三姨家的接济，绝不是“达则兼济天下”层面的“兼济”那么轻松，而是《红灯记》中所言“穷不帮穷谁照应，两颗苦瓜一根藤”的“穷帮”，因为三姨家也非丰衣足食，在那样的境况下，他们家又怎能称富裕呢？

我们清楚，按照俗理说，三姨和母亲是同胞姊妹，是近亲，而姨夫则是“外人”。三姨对我们的接济若得不到姨夫的首肯，也是有心难为的。而姨夫肯把自己保命的粮食省出来救助我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什么层次、什么意义的通透呢？我不得而知。

尽管姨夫有同理心，善于推己及人，并且心灵手巧，事事可以无师自通，是不可多得的聪明之人。而在人情事理的处理上，有时往往又显得笨拙和愚钝，甚至给人是非不辩的感觉。但那是大智若愚，恰恰是他处事方面的通透亦或高明之处。正如“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所言“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年他和DS的冲突。

DS是他的亲侄子，因为姨夫不满他挑起邻里矛盾，便出面说了他几句。谁知言语不和，DS竟对自己的亲叔叔拳脚相加起来。

侄子打亲叔叔，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当大家都在愤愤不平，跃跃欲试，欲集结力量群起讨伐，甚至不惜一战之时，姨夫竟自己打起了退堂鼓，公然选择了和解、释然，并笑呵呵地说“我还打他了呢”。

实事求是地说，我相信这个和解是真的，是从内心消除了怨恨后的和解。尽管以后谈及此事，姨夫也多次表示过对DS的不满，但那只是嘴皮儿上的事儿，心里是无所谓的。

而对此，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嘲笑姨夫的糊涂、懦弱和窝囊。但经历了许多世事后，再反思此事，竟得出了与当年恰好相反的结论。

姨夫选择释怀与不争，真的是懦弱、是窝囊吗？显然不是。那是用息事宁人的办法避免着一场无谓的祸端，这种懦弱窝囊的外表，不过是智慧与坚强的一个“应身”罢了，姨父化解难题于无形，手段可谓高超，分寸可谓得当，其背后潜藏着的恰好是他的通透和大智慧。

试问，狗咬你一口，难道你去反咬狗一口吗？你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搞情绪内耗吗？

“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是昭彰的天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是不可违逆之常法。此时“幸福让”就是绝对的公理，拿得起放得下才是生活的赢家，否则落入“打赢坐牢，打输住院”的两难境地也未可知。

对于人和事，他选择不争。对于老和病，他同样采取了通透的和解态度。尽管他的和解行为有时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甚至可笑。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对的，是成功的。

那年姨夫也就是50多岁，家里正在盖房。因为他是木工，调檩、锯椽、做门窗口的活儿肯定少不了他，我们表兄弟几个也都前去帮忙。正当千头万绪之际，谁知来了个算卦的，他便放下手里的活儿跟人家聊了起来。卦人说，看你的生辰八字、面相，活过80岁肯定没问题。听了这话，兴姨夫高兴万分，一个劲儿地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不吃药了。”因为他们家族里长寿者少，活过80岁岂不就是奇迹？于是便把本来经常吃的降压药也给停了。

人老了，难免身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得劲儿。这事儿若发生在别人身上，肯定得紧紧张张地去求医问药，还难免陷入“你有病，病很重，我有药，药很贵”的圈套。但姨夫却对此不以为然，并且心安理得的选择了与之和解，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六七十岁那年，他得了股骨头坏死的病，经过几轮医治不见什么起色，三姨、表弟都坚持再去大医院、再大的医院治疗，但姨夫却坚辞不去。在他看来，人不仅要勇于进取，也要学会认输，懂得放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时他决绝地选择了“走”。放弃治疗后，他顺其自然，不能直腰，就猫着腰走，空手走不行，就拄着拐杖走。即便这样他还经常去菜园儿里种菜，拿着板凳儿坐着捣地、坐着间苗、坐着除草，并乐此不疲。

姨夫是个容易服输的人，但有时他又不服输，甚至“逞能”。得股骨头病之后，为了救腿脚疼痛之急，他硬买了一个电三轮车并学会了骑行。为了调剂乏味的老年生活，打发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他发挥自己爱花养花的特长，在家里种养了一些花草绿植，拄着拐杖，骑着电三轮倒腾着卖起花来。尽管家里人群起反对，但他依然故我。其实我知道，他卖花儿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享受那个养花、卖花的过程。坐在街边儿看着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人们对他养的花说几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尽管无关痛痒但却让他非常受用的赞语，然后又能有一些许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为此他喜笑颜开，他幸福快乐。

哲人说：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心态，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要内心平和，世间千种疾病都能得到治愈。我深以为然。

不是吗？姨夫不就以他独特的处事态度和行事理念，硬是把老来难的老年生活过出了诗意吗？

当然，他的处事态度和行事理念可以复制吗？血压高你敢不吃药？股骨头坏死你还有心情有毅力到处走？而对于姨夫的处事态度和行事理念，意会之后仿效应该是应该是可行的。

我总在想，姨夫这样做吃亏了吗？我以为没有。因为或平时或年节去他家，我见到的姨夫总是乐呵呵的，幸福感满满的，从他嘴里从未吐露过一丝生活之苦。

实践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张范津 2023年9月13日22:34:57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