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因为刚刚接触到法律，连门槛都没摸着，对法律的一切问题，较有兴趣，但又一无所知，索性抓住这个时间，思索思索，法律与道德。
“道德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
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用于调整社会关系的统治工具。然而,法律制度除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外,也和道德等规范一样,深受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法制与道德的交融和博弈。
明朝却因文官集团独大之因，传统道德代替法制。封建社会是礼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文官集团无疑成为这种礼治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表面宣扬仁义道德,实际却抛弃这种软约束不顾,不断地扩张个人欲望。
无论是文官集团的选拔，还是“新儒学”的发展，亦或是政治制度的弊端，都致使道德取代法律。
儒学所谓道德，也所谓“宗教”之用。
因而，法治必行，德治亦随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