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项羽被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带着仅余的八百多名骑兵突围，一路斩将夺旗，跑到乌江岸边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人。
面对渡船，项羽如果坐船回到江东，江东幅员千里，人口几十万，回到江东还足以称王，可能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但是众所周知，项羽没有上船。
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到垓下被围、乌江自刎的末路英雄，项羽身上巨大的命运落差极具戏剧性和悲剧感染力。
于是项羽也是怀古诗词里的热点人物，历朝历代许多人都对项羽议论纷纷。
乌江边上，项羽是自刎对？还是应该过河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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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历史让后人反复写诗吟咏，唐朝的杜牧写了《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觉得应该渡江，胜败是兵家常事，不应该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败得失，创业最需要的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
杜牧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杜牧是唐朝人，当时的唐朝因为安史之乱已经变得不大稳固了，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朝廷的每一次反抗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非常自负的杜牧，借着项羽的事表达撸起袖子接着干的想法。
项羽这一仗虽然败得很惨，但还远没到把老本输光的地步，只要保持赌局不散，永远都还有翻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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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朝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讲出了相反的意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在李清照看来，项羽正因为不肯渡江，有这种铮铮铁骨在，才成为了令人尊重的人杰和鬼雄。如果他渡了江，那就不再值得尊重了。
而李清照写诗的背景是什么呢？
那是北宋和南宋之交，金兵南下，宋朝君臣仓皇南渡，李清照在这个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宋朝君臣跑路和项羽宁死不过江东顿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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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也有一首《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对杜牧的诗做了一次翻案，认为江东子弟疲于征战，已经不愿意再为项羽卖命了。
王安石是改革家，这个说法似乎要务实的多。本来一手好牌，却被打的稀烂，你不能指望重开一局，一手烂牌你能再打好。
但问题又在于，人总是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牌没打好，当事人只会觉得是个意外，很少会怀疑自己牌技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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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怀古诗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往往有三个特点：
要么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刻印记，或者是极具戏剧冲突的命运转折，还有就是某种精神象征。
没有人会凭空怀古，几乎一切怀古都是为了伤今。这些人物就成为诗人借古抒怀、寄托情感的绝佳载体。
项羽代表着什么呢？
用《让子弹飞》里的话来说，你是要跪着挣钱呢？还是要站着受穷呢？
你是愿意做一个高贵的失败者呢？还是做一个不要脸的成功人士呢？
楚汉相争，项羽的对手是刘邦，如果换做是刘邦在乌江边上，刘邦会怎么干？
刘邦肯定是要渡江的。为了船跑的快一点，刘邦肯定还会把船上的其他人踢进江里。
这种事刘邦是真的做过，他在逃命的时候为了给车子减重，三番五次把亲生的一对小儿女推到车下，是驾车的人看不惯，又三番五次停下车把小孩子抱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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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刘邦和项羽的个人性格来做对比，我们就会觉得，刘邦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毫无底线，而项羽则显得有底线有英雄气概的多。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目的和手段哪个更重要？
刘邦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当皇帝打下一片江山，为此他不管手段，老爹被抓住他要不投降就给顿成肉羹，刘邦说的是分我一杯羹。
对比起目的明确不择手段的刘邦来，项羽则是拘泥于手段，目的不甚明确，鸿门宴上拘泥于手段，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背负着国仇家恨，颠覆秦朝对他来说既是创业，也是复仇。
两个目标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怎样才是正确的抉择往往说不清楚，也往往会顾此失彼。
复仇是为了“义”，创业是为了“利”，到底应该重义轻利还是应该重利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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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和刘邦的不同抉择，今天依然适用。所谓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战争的时候似乎不用拘泥手段。
可是还有一句话是商场如战场，那推而广之，情场大概也可以如战场，一切竞争似乎都可以如战场。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时，你会选择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当你发现竞标需给甲方回扣（合法但灰色），你是当刘邦签单养团队，还是学项羽摔门保清高？
假如一边是利益，一边是道德，你会选择哪一边呢？
如果你的底线是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如果法律和你认同的公序良俗发生了冲突，又哪个优先呢？
或者说我们崇拜项羽的气节，却在现实中常常选择刘邦的手段，那么项羽的气节和刘邦的手段可以兼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