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中世纪的法国敲响，为可怜的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的死发出最后的悲鸣，为卡西莫多的勇气注入不幸，为克洛德·弗罗洛主教的堕落而唾弃。
克洛德·弗罗洛主教身披宗教的道德之衣，逼迫、残害一个吉普赛少女，只因为他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想要通过杀死爱斯梅拉达来杀死心中的欲望。
他不知道的是，即使杀死了一个爱斯梅拉达，也会有第二个“爱斯梅拉达”出来，使他疯狂，使他痛苦不堪。只因为，他无法杀死他心中的欲望。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他没有被卡西莫多推下楼，他将永远被他扭曲的欲望所控制，行如傀儡，并在欲望与痛苦中湮灭。
因此，克洛德·弗罗洛主教的悲剧在于他生在中世纪，这是一个非人的时代，中世纪基督教规压抑着他的欲望，从而使他从一个正常人，内心一步步扭曲，他的宗教一步步变质。
如今，这钟声从遥远的法兰西，带着中世纪的气息，如同一声巨响，传到了东方的嵩山之上，响彻少林寺，成了一缕照亮这佛门圣地的佛光。
释永信一开始或许真的是一个守着清规的和尚，过着清苦的修炼生活。
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了权力，尝到了商业的甜头那一刻，或许，他的内心已经改变，不再视自己为和尚。少林寺方丈，这个身份给了他权力，也给了他掩饰堕落行为的外衣。在这个外衣下，他一步步扩张商业帝国，一步步滑向深渊。
从克洛德·弗罗洛主教扭曲的欲望，到释永信无尽的贪念，我们见证了一个事实：即使披着宗教的外衣，也掩饰不了一个人最原初欲望的黑暗；即使遁入佛门，也阻挡不了一个人贪欲的巨口；即使再严格的清规戒律，也捆不住人心的腐烂。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以为的佛门圣地，竟是流欲之地；我们以为的清修，竟然是奢靡生活的外衣；我们以为他们渡的是苦海，竟然是在商业的海洋。
释永信的堕落，与克洛德·弗罗洛主教别无二致。
不同的克洛德·弗罗洛主教是生于一个普遍压抑人性的时代，有着明显的时代性。而释永信，却是个人的堕落，纯粹由于内心的贪欲而走进深渊。
因为如今的信仰是自由的，做不了和尚，大不了还俗，做一个正常人。但是他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一旦还俗，他就会丢掉自己手中的权力，他所拥有的一切，也会随着灰飞烟灭。
说到底，宗教只是他获取财富与权力的工具而已。
而宗教一旦与世俗的权力与欲望有一点点的沾染，那便会激发出欲望的无尽力量，并把人拽下欲望的往劫不复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