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起村里就有个木工组，它是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兴起而产生，随着大包干的实行而消失的，持续兴盛红火了近三十年时间。
我家老宅西侧有三间临街闲房，不知什么年代北房砸掉了再没修建，后院很大，木工组就设在这里。当然，每年我家窖地瓜窖白菜埋萝卜也在后院，后院相当于我家和木工组共用。
由于近水楼台，我的童年和木工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就像板上钉钉，深深嵌入我的心间，令我念念不忘。
木工组最初有二位师傅，组长叫刘光荣，个子不高，精细而和善，习惯耳朵上夹着支铅笔，负责打价记账。另一位师傅叫王路高，高大的身躯，赤红的脸堂，看上去就像关公，总是沉默寡言地做活。后来增加了张明海、栾光范两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木工组一下子变得人强马壮、气氛活跃起来。
几位师傅技术熟练而勤恳，臂力也大，使起锛来抡得高高的，锛头上下翻飞，落点准确而有力，伴着“嗨嗨”的发声，掀起一溜新鲜的木头茬子。刨子在他们手下就像一叶疾驶的小舟，一次次从原点冲向前方，犁起卷卷浪花，散发出木头清香气息。拉大锯印象尤深，两人对坐在合抱粗的圆木两侧高凳上，眯着眼睛你来我往一拉就是大半天，中间也锉锉锯齿，声音刺耳，锯出一张张大木板立在后院，两两相倚，呈三角状，就像是木头的迷宫，映得明晃晃的。
木工组的任务是为农服务。我村有四百多户，十一个生产队，大到骡马大车地排车手推车，小到犁镂钯杖，制作和维修都要由木工组承担。社员的锨镢锄锸等工具，自己安装不了的也要拿到木工组。当时社员用的锨具有两种，一种是尖头的钢锨，一种是平头的板锨，后一种需要由木工组师傅在砧子上用两颗铆钉将锨头紧紧固定到锨柄上。大大小小的活计常常摊了一地，师傅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叮叮当当”、“乒乒乓乓”的响声，震荡着安静的村庄，在村前村后田野里也能隐约听到。到了大忙季节，师傅们干脆把活计搬到大街上，一直干到夜幕降临、月上柳梢才收工。
木工组最庞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制作大车了。这一扛鼎之作一般放在农闲进行。为了找到两棵适合做车杆的高大挺拔的树木，师傅们可谓煞费苦心。在我们当地，制作车杆一般用“洋槐”，国槐则为上品。师傅们拿着米尺，四处打听着、寻觅着、丈量着，最远跑出十几里地，敲定之后，再合力采回。动工之日，虽然没有仪式感，但师傅们的心情是激越的。遇到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大家围拢在一起，讨论得那样投入和热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仿佛是在打造一件传世的艺术品，不容半点差池。进入组装阶段，大街上站满了围观的老老少少，师傅们既紧张又喜悦，慎重而有力地敲打着，扯开嗓子大声提醒着，不时用木匠特有的眼神瞅候一番。新车告成，贴上“日行千里”的条幅，车底系上吉祥物，在众人欢笑声中燃起一挂鞭炮，就像庆贺节日一样。此刻，师傅们脸上写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所有辛劳都被兴奋融化了。
棉花大面积种植之后，木工组在后院又搭起一个棚子，承接起喷雾器焊接维修的任务。那时棉花是倍受重视的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管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治虫，每个生产队都成立了治虫专业队，以女青年为主，身背喷雾器，一天到晚穿行在棉垄里，仔仔细细逐个叶面反复喷洒，遇到喷雾器漏水或堵塞，就要赶紧过来维修。木工组后院，常常摆着多架待修的喷雾器。负责维修的师傅叫杨君，忙得他不可开交。他已年逾花甲，坐在火炉前，戴着老花镜，用烙铁点着滚动的焊锡，凝神贯注操作者，额头和后背沁着汗水。
杨君老人就住在木工组斜对面，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如花似玉，尚待字闺中，是一名公办教师。他有时把点心拿过来，也在火炉上炖蛋糕，生活得很滋润。虽然干焊接，身上总是灰尘不沾。后来杨君老人得了脑血栓，由张明海师傅接替了焊接工作。
农村没有什么可玩之处，木工组是我童年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单是它的后院就让我兴趣盎然。地面上，长年累月，由木屑、树皮、铁屑等形成的垃圾层足有一尺多厚，在我看来，简直就像丰富的矿藏。傍晚，我在这里发现过刺猬，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这种有趣的小动物。支起夹子捕捉过老鼠，这里的老鼠个头特别大，捉到以后就约着一位稍大点的伙伴到野外烧着吃。大雪封门、银装素裹之时，我支起筛子、撒下谷粒扣麻雀，一次果然扣住了一只，慌手慌脚过去捉，刚掀开一点缝，惊恐万状、乱碰乱撞的麻雀就扑棱着钻了出去，迅若流星冲上天空，让我怅然若失、后悔莫及。
在东北角，我栽下过一棵父亲带回来的新疆杨，几年就碗口粗了，树皮就像青萝卜一样翠绿。有一年父亲从临沂寄回几斤花生米，我挑选了一些颗粒饱满的做种子，开垦出炕大一片地，把垃圾清理干净，打好垄，将它栽种上，不断浇水、松土、施肥，秋后，竟出了半筐子花生，当从地里提起一串串黄灿灿、沉甸甸的花生时，真是欢欣鼓舞，初尝了勤力所带来的丰收喜悦。
木工组是一个公共场所，冬天屋里生着炉子，很温暖，墙角常常聚集着一些老人，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交流趣闻，就像说大鼓书一样，我很喜欢听。看着师傅们操着锛凿锯斧等工具，紧张而愉快地做活，潇洒利落，有板有眼，乒乓作响，我很是着迷，觉得这真是一项奇妙无穷、意趣横生的工作，不由的联想到《天工开物》所描述的情景。
受师傅们熏陶，我从小就爱掇弄锤子、斧头等器具，利用木工组的下脚料削茧，做陀螺，刻木枪，稍大之后制作滑车，钉了拆，拆了钉，很能“神反”。师傅们对我那样包容和关爱，教我工具使用方法，不时提醒我注意安全，并在技巧上扼要给予指点，我在“吭哧吭哧”埋头敲打的同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师傅们歇息时，常常抽着烟，慈祥而爽朗地和我开着玩笑，让我增长不少见识。一次，师傅们指着墨斗上墨线一端的弯钩问：“你知道这叫什么？”我哑然。“这叫替母钩，是鲁班发明的，他是木工行祖师爷。原来打墨线是他娘在一头给扯着，有了这个钩就不用了。”我嘿嘿一笑。师傅又指着长凳一端凸起的木桩问：“那叫什么？料你也不知道，那叫替妻桩，原来推刨子是他媳妇在前头给顶着，有了这个木桩就不用了，也是鲁班发明的，人家问起来别说不知道。”我“唔”了一声，似有所悟，扭头就跑到一边去了。
有一件事需要记上一笔，1964年冬夜，木工组发生过一次意外火灾，那时我已六岁。晚上九点左右，母亲听到猪圈西侧发出怪异的“呼呼”声响，赶紧叫二爷爷。二爷爷过来一看，火苗已经蹿上来了，颤抖着惊呼：“救火——”四邻闻听，顾不得穿好衣服，就慌里慌张提着水跑过来了。此时，北风呼啸，火借风势，熊熊燃烧，狂卷乱舞，街对面的人家惊恐地拿出被子盖到自家房顶。人群中有人焦急地尖叫：“抽檩条！抽檩条！”几个汉子“嗖”地跳上房，不顾火焰炙烤，拼命从两端将檩条抽掉，房顶瞬间坍塌，切断了火源，众人上前一鼓作气将火扑灭。
大爷爷将救火的人留下，让到我睡觉的南屋炕上，家人端上几碟咸菜，切了几个咸鸭蛋，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心有余悸谈论着，一直喝到天亮。
起火原因，是木工组下班时炉子里的余火没有燃尽，风大炉旺，烧红了炉身，落下火点，引燃了下面的木粉。
师傅们神情凝重地清理废墟，拣出有用的物件，然后发挥专长，齐心协力，麻利地将房子修缮一新。布好设施，备齐工具，木工组又响起“乒乒乓乓”、“叮叮当当”的响声，恢复了往日生机。
春节，木工组长刘光荣爷爷带着师傅们来我家拜年，有道歉之意。其实我家并未责怪，大爷爷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初就担任村长，为人豪爽，心胸宽广，对这事一点没放在心上。他热情地把师傅们让到炕边坐下，递上茶，推心置腹地说了许多宽慰、安抚的话，还兴致勃勃谈了木工组下一步发展计划。师傅们的愧疚不安消除了，同时心气更高了，干劲更足了，当然安全这根弦也绷得更紧了。
我曾问过母亲：“木工组用着咱家的房子，给租赁费吗？”母亲说：“不记得有这事，没有吧。”当时大爷爷当家，又是一村之长，说一不二，对这些小事从来是不计较的。
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多年毗邻相处中，我家和木工组以诚相待，心心相印，建立起纯朴而厚重的情谊。
木工组燎水，就到我家水瓮来舀。需要什么家什，随便拿去用。到了冬季，每过一段时间，师傅们就把积攒下的木粉、木花装进麻袋，给我家送过来，供烧炕用，很是暖心。
1976年春，我家进行了一项大工程，拆掉旧房，在村前另建八间新房。起屋那天，刘光荣爷爷担任总指挥，他跑前跑后，不停地呼喊着，指挥着人们把房架子升上去，让匠人这头起起，那头落落，这里敲敲，那里夯夯，把衔接处弄得更合窍一些，把檩条摆布得更平整一些，一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腿也累得拖不动了。起屋当晚，即下了大暴雨。
有一件事我感到愧对刘爷爷。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取了高密师范，刘爷爷的小女儿也在备考，他让我找几本复习资料给他女儿。不巧的是，我接到录取通知后，资料很快就被人借走了，这些资料也是我从一位老师那里借来的。我只好向刘爷爷做出解释，老人表示理解。现在想来，当时无论如何要找几本书给刘爷爷的女儿，他那样厚道的人，是不轻易开口的，让老人失望实在太不应该。由此可见，我不是个通达事理的人，当时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每每想起此事，我就隐隐作痛。
不久前回老家，遇到了木工组当时最年轻、唯一还健在的栾光范师傅，倍感亲切，想不到他已是八十岁的银发老人了。两人愉快回忆起当年木工组的情形，师傅们古道热肠的形象和火热的劳动场面，又清晰浮现到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