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家里如果拥有“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和照相机，那时绝对的小康之家。我们家里因为父母勤劳，也比较早地拥有了“三转、一响”：杂牌的自行车（当时最有名的是“永久”和“飞鸽”）、上海牌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可能是红星牌。）。记得上海牌手表是卖土豆买的。当时土豆8分钱一斤，手表是120多块钱。收音机好像是50多块钱，那时爸爸的工资只有30块左右。收音机不仅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还让我们从广播剧和评书里了解了很多历史故事。我印象深的一个广播剧《普加乔夫起义》，故事里有个情节，老鹰问乌鸦为什么可以活300年，乌鸦说它只吃腐尸，老鹰听后说，那还是让我痛痛快快地喝口鲜血吧。当时不懂，讲起义的故事，为什么要用老鹰和乌鸦对话。至于照相机，我们山里人不敢奢望。再说了，照相机需要照相和洗相技术呢。
有了自行车，孩子们的一大乐趣是学车。但是，自行车都是二八的架子，很高。放学后，我们推着比自己还高的自行车，到学校操场学车、练车。我们学车一般要经历“掏裆、上梁、上座”三个过程。先学“掏裆”。我们太矮了，只能把腿放在车梁下面蹬车。刚开始需要有人在后面扶车，慢慢就能自己控制庞大的自行车了。当然了，摔跤是免不了的。被那么大的家伙砸一下，皮肉也是很痛的。但是，小孩子胆大，不怕摔。我们后来“掏裆”也能骑得飞快。有的小伙伴甚至练就了一手把车把（南方好像叫龙头），另一只手还能捡起一块砖头的骑车技能。再长高一点，我们就可以“上梁”了，也就是在大梁上骑车，但上不了座，腿短，够不到脚蹬。最后，足够高了才能“上座”，坐到车座上面骑车。
大概在6年级或者7年级，我们开始去公社读书。公社离我家20里路，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那时老爷（外公）在公社的工业（乡办企业）上班，他给我们组装了稍微矮一点的自行车。虽然老爷给我们组装的自行车矮一点，但也还是无法坐到车座上。我们干脆把车座卸掉，车梁上绑个棉垫子，骑累了坐一会儿，不累就在大梁上蹬车。
每天上学，要起早。如果不是刮风，下雨，下雪，也还吃得消，小孩子经历旺盛。最苦的是雨天，那时的路是泥土的。一下雨，车圈盖里总会塞满泥巴，无法骑，只能带个小木棍儿，一边推车走，一边剔车圈里的泥沙。由于是组装车，质量不是很好，常常掉链子。小毛病都需要自己解决，大一点的毛病，只能推车走20里路回家，找老爹修了。有时，老爹一边修，一边骂“路上有石子，也不知抬抬屁股？坐的那么死？”所以，后来骑自行车，发现碰到石子，会迅速抬起屁股。大概这是老爹教育的结果。
其实，骑自行车上学，我还有个有趣儿的记忆，大概是4月。东北的4月依然春寒料峭，我们还需穿薄棉袄、棉裤。但是，河水早已开化了，水面上涨，我们叫跑涛（táo）水（不知道写的对不对）。我们去公社上学的路上有条大河，桥是木板做的。那年，水很大。老爹委托一个大爷带我们过河。他先帮我们把自行车扛到对岸，然后过来接我们。他走在前面，我牵他的衣襟，我们后面还有一串小伙伴儿牵我的衣襟。走到河中间时，我晕水了，感觉桥在漂浮，扑通一声，我掉到河里。后面牵我的小伙伴们难逃掉水的命运。我们被捞上来，死劲儿挤了棉衣服上的水，顾不上寒冷，拼命蹬回家。记得妈妈看到我很心疼，怕我感冒。赶紧给我找衣服换上，还弄了热水喝。
现在的日子好了。村里很多家里有汽车。路也修成了水泥路。可是，有时想想关于自行车的记忆，也蛮快乐的。尤其是，“掏裆、上梁、上座”见证了我们身体的成长。其实，当时很多小伙伴骑车都经历了这个过程。现在，我的眼前仿佛看到，在学校的操场上，一群掏裆赛车的小伙伴们。掏裆也可以疯一样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