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把王小波的《个人尊严》看完了，看王小波主要还是小说多啦，至于杂文，书中自己提到：

前不久有读者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写杂文，别写小说了。我很认真地倾听着。他又说：你的小说不够正经--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小说非得是正经的呢？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把读者当作友人，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必须声明，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

然后又说到：

在愚人节里我想到这么一个道理：要编故事，就不妨胡编乱造--愚人节的新闻看起来也蛮有意思。要讲真事就不能胡编乱造：虽然没意思，但是有价值。把两样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没有意思，又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有感正好是把两样事混在一起来讲，所以它既没有意思，也没有价值。

所以这本杂文集嘛，也就沿袭王小波一贯的不正经的感觉，当然嬉笑怒骂里也讲了实实在在的事。

首要就是什么是个人尊严，关于这一点，里面一篇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本文想要谈尊严问题，就此切人正题。所谓尊严（dignity），是指某人受到尊敬，同时也是个人的价值所在。笔者曾在国外居住四年，知道洋鬼子怎样想问题：一个人住在某处，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假如邻居把门前和阳台弄得不像话，你可以径直打电话说他，他要是个体面人就不会不理。反过来，假如你把门前弄得不像话，他也会径直打电话来说你，你也不能不理。因此，一个地方住了一些体面人，就不会又脏又乱。居住的环境就这样和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假如我像那些洋人想象的那样，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本人还是个知识分子，还把楼房住成了这样，那我又算个什么人呢。这就是我不敢让洋人上家里来的原因。
但你若是中国人，就会知道：我有权利把自己的阳台弄成任何一种模样，别人不会来管，别人把家门外弄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当然，我觉得楼道太脏，也可以到居委会反映一下，但说了也没有用。顺便说说，我们交了卫生费，但楼梯总没有人扫。我扫过楼道，从六楼扫到了一楼，只是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又被弄得很脏；看来一天要扫三遍才行。所以我也不扫了。我现在下定了一种决心：一过了退休年龄，就什么都不干，天天打扫楼道；现在则不成，没有工夫。总而言之，对这件事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把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在我家里，我是个人物。出了家门，既没有权利，又没有义务，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说话没有人理，干事情没人响应，而且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这不是在说外国人的好话，也不是给自己推卸责任，而是在说自己为什么要搞两面派。
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了责任感（罗素和费孝通对此都有过论述，谁有兴趣可以去查阅）。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一个人在单位是老张或老李，回了家是爸爸或妈妈，在这两处都要顾及体面和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好的。但在家门外和单位门外就什么都不是，被称作“那男的”或是“那女的”，一点尊严也没有，这就很糟糕。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行为就会好。

个人尊严这种事，大概是自己的应该争取的权利，同时也是应尽的义务，是个人的价值所在，但做出价值才赢得尊重。

至于我自己的个人尊严，有一点关于自身的想法，其余也说不出什么。
其实平衡社交关系是挺难的一件事情，究竟要掌握在哪个度上，如何减轻自己和别人的尴尬。有的人会觉得别人的社交很乱，或者很有目的，从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估计也有人认为我“乱”，经常出去找人玩。
然而从我自身，以现在的想法而言，绝不认为单独吃饭或者看电影就一定意味着什么，只是正常社交关系的一种体现，或许会有一个潜在的共识会去评判它，但这种评断本身就是暧昧的，早几十年共识认为性是洪水猛兽，而早千年共识认为食色性也，所谓个人尊严不正应当跳出这种集体思维的束缚吗？
所以从社交关系而言，我的尊严就是让我自己舒心也让和我相处的人舒心，至于再跳出去的事，非我力所能及。我喜欢交朋友，但不代表我每交一个朋友都要以处朋友为目的，如果交朋友之后能达到处朋友的程度，那也是有过程的结果，我不会去揣测别人交朋友的目的，也不会把目的性强加给自己，至于再有的他人怎么想象，于我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