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日历，5月20日，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五年前的这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过世了。她悄悄地走了。我没见到她最后一面，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就连她的墓也被她的儿女迁走了。
我无可奈何，只能在心里默默为她立一块碑，碑上就刻：我的毕生信仰。
“孩子，一个人在这儿吗？”我抬起头，一张闷闷不乐的脸，迎面撞上一张慈眉善目的脸。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第一次听她说话。她的语气又缓又轻，吐字清晰。我先是诧异：“老婆婆，你为什么要说普通话？”
她眯着眼睛笑，笑得就像童话里的人一样，温柔又矜持：“因为……我不会说你们这儿的话呀。”
“什么是‘我们这儿’？难道你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吗？为什么你长得和其他老婆婆不一样？像我二婆、三婆那么凶巴巴的？哦，还有——”我仰起头，一口气问了许多问题。但她没有一点不耐烦，反而静静听我说完，然后一个一个回答我。
“我呀，是才搬来这儿的人，是‘新人’；你们呢，是‘旧人’，所以就不一样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外地人搬来我们这小地方——要路没路，要钱没钱，一眼望去尽是泥墙土瓦、野草麻瓜。我实在想不明白，邻里邻外想走出去都来不及，怎么还有人“傻兮兮”地往这儿来呢？
她捏了捏我的脸，好像很满足的样子。我的脸颊能感到她的手有一点点干，但是却不粗糙。她的手上有水泡，却没有像我婆婆那样厚厚的茧子。“我就是喜欢这泥墙土瓦、野草麻瓜呀。”
我“噗嗤”一声笑了，没想到这几个字用她的普通话念起来是这么好笑。一时间，脸上的郁闷之情都散光了，发自内心地觉得这老婆婆真有意思。
说完了她的事，她就问我：“孩子啊，你在这儿玩什么呢？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听到一个老婆婆说要和我玩，我又是“噗”地笑了出来，笑过后又有些犹豫，鼓着腮帮子闷闷地说：“我……没有在这里玩，我是生气了，所以才跑出来的。”
“哦，为什么生气呀？”
我正缺一个人倾诉苦恼，她这么一问，刚好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就滔滔不绝地开始抱怨：“还不是他们！整天就知道说我！说我不听话，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好，究竟怎么才好？他们也不告诉我清楚。今天我不过是玩了一会儿，又来嫌弃我，整天就知道玩，不写作业……我实在是受够了！”
“‘他们’是你的家人吗？”
听到“家人”这两个字，我一肚子气突然发泄出来，怒吼道：“家人？哪门子的家人！我才不要这样的家人！”
其实那是我故意说出来的气话。我原以为像她这种年龄的人，听了一定会又气又恼，恼我怎么能说这样子的话。但是她没有，她只是摸摸我的头，又拍拍我的背，什么都没说。我就疑惑了：“你听了不生气吗？”
“生气什么？”
“我刚才说的那话，难道你不觉得大逆不道什么的吗？”我支支吾吾地说出了我最不愿说的话，我很不愿承认，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么认为——这就是“大逆不道”的。
老婆婆不再看我，而是目光望向远处的田埂。那里绿油油一片是稻杆，金灿灿一层是稻穗，还有一家子人在忙碌着什么。她的目光很深邃，我看不明白。但是她说：“对的错的、好的坏的，都是由人去评判的。你只管做你认为对的事就行了。”
我对她这话有点不可置信，没想到一个老婆婆竟然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话。那时候我才上初中，隐隐约约觉得她是个很有学识的人，甚至比我见过的所有老师都要有思想、有深度。我不是很懂她这话的意思，追着问：“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那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从小大人就告诉我，小孩子要听家长的话，家长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家长的话就是对的话吗？”
她站起来，拍拍衣服上面的灰尘，然后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看柚子绿了、看麦子黄了，一边问我：“你觉得呢？”
“哼……我早就觉得，他们说的话很多并不正确，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反驳。”
她很欣慰地看着我说：“你这样是对的。没有谁的话一定正确，也没有哪个人值得一直相信。就算是最权威的人，他的话也不一定可信。你应该有一套自己评判的准则。就像刚才一样，你有这样的选择，大胆去做就好了。其中难免会犯不少错误，犯错并不可怕。只有犯了错，你才知道该从哪里修正，才知道正确的方向是什么。”
她的话就这样深深吸引了我，我一遍一遍默念，在心里记住，只是当时还来不及反应，又或者说，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直到长大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在默默地践行着她的箴言。
气消了以后，我跑回去兴致勃勃地问我奶奶：“咱后院那个老婆婆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呀？”我奶奶一边擦着桌子，一边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老婆婆啊，你要叫她周老师！人家可是个老教授呢，退了休来这儿养老的。别看人家是读书的，还学着干点农活、种点瓜果什么的。前些日子见到她，还正在地里挖土呢！”
我带着这份对周老师的崇敬，慢慢上学、慢慢长大。期间，我常到她那儿，教她说方言，教她我们这儿怎么除草、怎么播种。她很聪明，一学就会。而她有时候也教我数学、教我语文。她教的语文很有趣，比老师讲的有趣多了——因为我上语文课从来是不听讲的，实在是太无聊了，但她讲的就不同，我总是能津津有味地听着，并且学到很多知识。
就像有一天上语文课，老师突然说了句：“某某作者的文章很别扭，读起来总是死气沉沉的。”而那个作者正是我崇拜的对象。我立马站起来和她反驳，并且扯出一大堆和这个作者生平相关的事例，以及他的经典著作思想有多深刻，语言有多精炼。我的老师当时就黑下脸，她下课质问我：“谁告诉你那些的？”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她：“这是我家那边的老教授——周老师告诉我的！老师你要理论找她理论去啊！”
我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没想到后来，我的语文老师特意来我这里家访，她临走时还特意向我打听了周老师在哪里，我就指给她看。然后她循着目光望去，只见一个老太太深一脚、浅一脚在地里除草呢。
我那语文老师去和周老师交流了一会儿，周老师把她请进了家里。等语文老师回去的时候，我看见她两眼红红的，一脸不舍地告别：“周老师再见，下次我还来看望您。”我当时别提有多爽了——我觉得，当初认识这个老婆婆，简直是我这辈子走的最大的运气。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上高中了。一天夜里，周老师突然听到有人“砰砰”地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我。她有些惊讶，问我：“不是读书吗？怎么，放假了吗？”我注意到她鬓边的白发更加密集了，显得更加苍老，脸颊已经在一天又一天的耕耘中晒得有些黝黑。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去。她看我风尘仆仆的样子，连忙给我下了一碗面。端上桌时，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埋着头，脸上竟全是泪水。
那时候，我已经被学习打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感到特别迷茫，仿佛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任凭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别人半分。自己辛辛苦苦背了一个月的书，没曾想别人考前看两眼就记住了，顿时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那么的荒唐和可笑。最后考出来的成绩竟一次比一次差。最初还以为只是发挥不好，直到后来，这样的成绩变得司空见惯，我的心也渐渐麻木了——麻木到这次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我却没有眼泪，也没有哭。
我撒谎请了病假，说要回家休息几天，却没有告诉家里，而是径直来了周老师这里。她开门让我进来，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她竟然没有苦苦追问“这是为什么”。我当时真的很感激很感激这样一个人，不会像家人那样没完没了追问我、质问我、质疑我，甚至时不时的贬低我。我一时觉得，周老师比我的家人更像家人。
我“哇”地哭出来，伸手抱住她。她把我搂在怀里——我分明比她高大，但此刻却显得那样的矮小，依偎在她的怀里。我带着哭音，委屈地哭诉道：“周老师，我不想学了，我学不动了……我再怎么学也比不上他们，我就是个笨蛋吧？我是不是很没用？对不起……我给你丢脸了……”
她第一次对我表现出了严肃神情，一字一句用那清晰的嗓音告诉我：“你今天说自己不行，是对明天的你不负责任！既然你不想学了，就回来吧。”
我没想到她会是这样的回复。我……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突然感觉更委屈了。咽了咽口水，最后鼓起勇气说：“我不是不想学，我是实在是学不动，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根本做不到……但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
她起身去冰箱里面拿出一个鸡蛋，放在桌子上，问我说：“你觉得这个蛋能立起来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不能。”
周老师用她那渐渐起了茧子的手，开始摆弄那枚蛋。在平滑的桌子上，那蛋仿佛无处立足，不论怎么放都平衡不了，总是会倒下来。我笑着说：“这蛋的底部这么圆滑，弧度这么大，是不可能立起来的。”
我话音未落，只见她惊喜地招呼我：“你看，这不是立起来了吗？”我一看，那枚蛋果然直挺挺地立在桌子上。我凑过身去看，歪着头左瞧右瞧——它确实好端端地立在桌子上。我顿时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蛋立起来，就像亲眼见了鬼似的。
我好奇地伸手去拿那枚蛋，她急忙抢过去，掩饰道：“好了，你也看到了，它可以立起来。你最开始就否定了它，这是不对的。如果一开始就认定它不能立起来，那么你也不会有心去尝试，因为你的潜意识里已经知道了答案，就不会想到另一个结果。你如果执意说你不能，那么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立起来的样子了。”
我在周老师家睡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从始至终没有跟家人打过一声招呼，他们不知道我来过，也不知道我走了。我又回到了学校。其实那天夜里，我偷偷去看了那枚蛋，我发现它的底部壳是破了的，多了一个支撑的平面，所以才能立起来。但是我仍然感觉到心里暖暖的，不愿去拆破这个谎言，我觉得它在某一天总能立起来。
剩下的日子我几乎是带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姿态去学习，来不及思考失败了会怎么样，因为我一停下来想，就能感觉到思维一片混乱。但是我只要不停前进，就能想到周老师给我说的话，顿时又充满了希望。对，只要我不回头，不去设想自己会输，那么至少，我还是有机会赢的。
不负众望，我成功地度过了高三的那个夏天。这本是应该高兴的事情，但是却传来一个噩耗——我放假回到家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周老师已经去世一个月了。他们瞒着我，不想影响我的高考。
他们瞒着我！他们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让我连周老师的最后一面都见不着？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几乎跪倒在地，用央求的语气问道：“能不能带我去她的墓看看？”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的墓已经被她的家人迁走了，迁到城市的公共墓区里了。”
在大一新生开学的时候，我怀着复杂又憧憬的心情，登上了去往外地求学的列车。一路上，从我那泥墙灰瓦的小村庄，步入了车水马龙的市镇，步入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偶尔在窗边打个盹，偶尔朝窗外看看。
在列车停歇的片刻，我被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吸引了。他手里拿着一个蛋，就像周老师那样摆弄着。看着他慌慌张张的样子，我有些想笑，但一想到周老师，又止不住想哭。当我回过神来，再去看那个街头艺人时，我发现——他竟然把蛋立起来了！他不光立起了一颗蛋，他还立起了一排蛋！然后周围一圈人给他鼓掌。那艺人把蛋拿给大家展示——那是完好无损的蛋，并没有裂口，但就是那么不可思议地立起来了。围观群众里有不相信的，也要去尝试，但是怎么也立不起来。
看到这里，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好想拉周老师来看看！我好想亲口告诉她：“我相信您的！我相信蛋是可以立起来的，因为我看到了！它立起来了！我也好想让您看到啊……”不知是喜是悲，眼睛里面已经看不清人影了，只有模糊一片，周围的景象缓缓移动，列车开走了，开去了……一个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