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五年（789年）四月，唐德宗下诏调整科举习读与帖经科目：“明经举人所习《尔雅》，多是草木鸟兽之名，无益理道。宜令习老子《道德经》以代《尔雅》。其进士同大经例帖。”诏书给出的理由直接而坦率：《尔雅》所载多为“草木鸟兽之名”，对于“理道”（治理天下的大道）没有直接助益；而《道德经》则被赋予了承载“理道”的期待。
李适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是唐肃宗长孙、代宗长子，母为沈氏。沈氏在安史之乱中陷于洛阳，下落不明，代宗曾多方寻访无果。李适即位后，遥尊沈氏为皇太后，任命宗室为奉迎使，分遣使者遍行天下寻访，持续二十七年而不得。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十四岁的李适，亲眼目睹了一个庞大帝国如何在叛乱、藩镇割据和吐蕃东进的连续冲击下勉强维持。此后数年间，他随祖父肃宗、父亲代宗辗转于灵武、凤翔之间。宝应元年（762年），代宗即位后任命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十月，李适屯于陕州，克复东都，史朝义败走幽州后自缢而死，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在名义上宣告平定。李适因元帅之功拜尚书令，与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图形凌烟阁。广德二年（764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去世，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登基之初，他“励精图治”，在数日内连续颁布诏书，停止诸州岁贡鹰鹞、削减进贡种类、放还宫女、裁撤梨园冗员，并拒绝了藩镇所献的大批缣帛。建中元年（780年），德宗在杨炎建议下推行两税法。这一改革废除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改以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为征税依据，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它标志着唐代国家财政原则从“以丁身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转变，是在均田制瓦解、人口流徙的现实面前做出的结构性调整，其影响远及后世。据史载，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后，朝廷的赋税收入达到一千三百万贯，较过去增加了一倍以上。然而，杨炎在推行新税制的同时，构陷并害死了代宗朝最杰出的理财家刘晏，杨炎本人也在两年后因专权与树党被贬杀。
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的节度使职位事实上已世袭化。魏博田承嗣死后，其侄田悦继位，朝廷事实上无法过问。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袭位，德宗断然拒绝。李惟岳遂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举兵反叛，四镇之乱由此爆发。战争初期，朝廷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战果：梁崇义败死，李惟岳为其部下王武俊所杀。但幽州朱滔和成德降将王武俊对德宗的封赏不满，与田悦、李纳相继称王，形成“四王并立”的局面。更严重的是，淮西李希烈在这一过程中坐大，成为朝廷新的劲敌。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所部五千士兵奉命东出，驰援被李希烈围困的襄城。路过长安时，德宗命京兆尹王翃犒赏。王翃仅以糙米、腌菜等粗劣饮食应付。结果士兵在浐水之畔哗变，攻入长安。德宗急召禁军抵御，但掌管禁军的白志贞“多纳富人金补军，止收其庸，而身不在军”，名册上兵员充足，实际应召者寥寥。德宗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少数亲王随从的护卫下，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第三个被迫逃离长安的皇帝。
前幽州节度使朱泚在乱军拥立下自称大秦皇帝，率兵围困奉天一月有余，城中粮尽，情形极为危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神策军将领李晟等率兵驰援，击退朱泚。李怀光随即又因与朝廷猜忌加深而反叛，与泾原军联合，德宗被迫再次出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兴元元年（784年）六月，李晟收复长安，朱泚败死，历时八个月的泾原兵变方告结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位试图以武力重振中央权威的皇帝，两次流亡于关中与汉中的道路之间。
“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在流亡过程中，德宗看到的是文官武将的相继失节，而始终跟随在他身边的，恰恰是宦官集团。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正式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霍仙鸣担任，宦官掌握禁军兵权由此成为固定格局，“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
返京之后的德宗在对外关系上，依靠宰相李泌的谋划，北和回纥、南联南诏、西结大食，以构筑对吐蕃的战略包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李泌虽受信任，却也难以改变德宗对大臣的防范态度。“宰相备位而已”，德宗“凡奏拟用人，十阻其七”，使贞元一朝的决策效率与政治活力大为下降。
陆贽在奉天围城中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是唐代“罪己诏”传统中最具政治分量的文本之一。制书中以皇帝名义坦承“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其言辞之痛切，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收揽人心的作用。然而，待局势稳定，德宗对陆贽那种“指斥过失而无容隐”的谏诤风格越来越难以忍受，陆贽最终在贞元年间死于贬所。
德宗在奉天期间经历过极端的物质匮乏，“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裤，帝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他不再像即位之初那样将财政视为国家治理的公共工具，“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李兼有“月进”，各地官员争相以“羡余”之名向皇帝私人进献，以此换取恩泽与升迁。贞元年间出任度支的裴延龄，更是以“为天子积私财”著称，其手段包括虚报库存、苛敛于民，以致“延龄死而人相贺”。
与聚敛相辅而行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直接侵夺市民的弊政。宫市之名，本指宫中所需由官府入市采买，但在贞元末年，这一制度已经蜕变为宦官公开掠夺的渠道。“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后来甚至“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凡看中的货物，但称“宫市”，便强行取走，付价“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还要索要“进奉门户”和“脚价钱”。白居易《卖炭翁》中所写的“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五坊小儿则在坊里间张捕鸟雀，以供奉为名，横暴取财，甚至“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
对藩镇，德宗从主动削藩转向事实上的姑息。奉天之难后，他不再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河朔世袭问题，而是承认既成事实，换取表面的臣服。但姑息政策的长期代价是巨大的：藩镇的独立性进一步固化，中央权威的流失从军事层面延伸到政治和心理层面，“以姑息藩镇为事”，“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李适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此前不久，太子李诵因病未能参加正旦的宗室朝贺，德宗“涕泣悲叹”，自此一病不起。他至死未能再见太子一面，也未能找到他的母亲。十月，葬于崇陵。
崇陵位于今陕西泾阳县西北的嵯峨山南麓，陵墓的玄宫凿于中峰的山腰，平面由方形和长方形青石迭砌，石块凿出凹槽，卡有铁拴板，浇灌铁汁，异常坚固。2011年，崇陵地宫入口和主体地貌遭到盗墓者的严重破坏，石头和铁汁并不能保证永恒。
崇陵的地面石刻，在工艺和气势上已难企及乾陵、桥陵那样的恢宏。现存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排列华表、翼马、鸵鸟、仗马、翁仲等造像。朱雀门外有石人十对，玄武门外有仗马三对，四门各有石狮一对。它们依然维持着帝陵的仪制，却已难掩一个时代由盛转衰后的收敛与疲态。
蕃酋像自唐太宗昭陵开始出现，此后成为唐代帝陵制度的一部分，通常位于陵垣南门之南、神道石刻的最北部，是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一天下秩序的静态化表达。崇陵神道上的蕃酋像，象征着四夷来朝的理想；可陵墓主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藩镇割据、宦官握兵、中央权威不断流失的现实。他在困境中反复挣扎，最终仍未能走出。石刻可以把天下秩序凝固成队列，却无法替帝国修复真正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