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代游牧民族古羌人——牦牛羌南迁与土著居民结合的丽江纳西族，经历南诏大理国、吐蕃、中央王朝三大势力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成功赢得生存发展的一畦之地后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崛起；那么，地处滇西北大理（南诏大理国核心区）与丽江（纳西族活动区域）之间的鹤庆，既是连接四川、西藏与云南的重要通道，又处于南诏大理国、吐蕃、唐宋及纳西族势力博弈的直接前沿，其生存环境如同顶在矛盾的边缘，地理位置的敏感性使其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
鹤庆坝子是滇西北最大的盆地，北依丽江关坡，南止象眠山麓，东西两侧高山耸峙，漾弓江从北到南流经整个坝子，西山脚大大小小分布着数十个龙潭。古代的鹤庆为高原淡水湖泊，适宜各种水鸟和青藏高原越冬候鸟栖居，人们在山麓台地上过着渔猎樵牧生活。唐长庆年间，南诏国师、佛教密宗僧侣、印度摩羯陀国僧人赞陀崛多在鹤庆泄水开疆，人们迁居到开辟的坝子居住，告别渔猎生活，过上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南诏大理国时，鹤庆为谋统府，元代建鹤庆城，城楼建成那天，艳阳高照，蓝天白云下，一对白鹤飞来栖息在城楼屋架上，人们认为那是白鹤来庆贺，是祥瑞之兆，就把谋统改称鹤庆，别称鹤阳。唐代樊绰《云南志》（亦称《蛮书》）有地名“俄坤”，是鹤庆白族话对鹤庆的称呼，白鹤一对的意思。
走进鹤庆，峰峦叠嶂，山峦连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风格迥异的地貌，造化了千奇百怪的风景。东边，仙境“石宝天光”奇峰耸立，照壁山、大黑山、石宝山三座主峰，屏障一样为鹤庆人遮风挡雨；龙华寺、东山庙、玉皇阁，还有那神秘的祖师洞，飘逸的是妙香佛国的梵音。西边，九顶山脉连绵南伸，山体呈黛青色，一个一个的石头有序垒叠着，挤压着，起伏奔腾着伸向天际，“螺峰野色”“镜台雪石”“天池夜月”的风光让人迷醉。
大山透着一股远古的苍凉，巍峨的气势，雄浑的体魄，粗犷的身姿，豪迈的性格，满满的都是阳刚之气，有如大山下那些白族的男人们，干练豪爽，沉稳忠厚，勤劳勇敢，他们吮吸着大山的精气神，成长着大山一样的抱负。山是石山，满世界都是石头，连树木都没有的石头山，山脚下却常年冒出汩汩的清泉，在低洼处聚集，形成几十个的龙潭。大大小小的龙潭排列在大山与平坝的交界处，潭水清澈见底，翠松绿柳倒映潭中，走在潭边，景在潭中，人在景中。龙潭水养人，尤其滋养白族的女人，看，那曼妙的身姿，那靓丽的脸蛋，那漂亮的装扮，还有那永远充满阳光的笑容，心怀善良，透着灵巧，大方宜人，飘逸的魅力，看直了你的眼睛，停滞了你的脚步。
鹤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人类定居。汉代以前，鹤庆属昆明、嶲部落，是西南夷的一部分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郭昌、卫广南征，在川西南及滇西北、楚雄北部设置越嶲郡，丽江及鹤庆北部的漾弓江水系属遂久县。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请降，云南境内设益州郡，鹤庆属益州郡叶榆县。东汉明帝时，叶榆县改归永昌郡。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置庲降都督，鹤庆属庲降都督云南郡，北部属遂久县，南部属叶榆县。两晋时，鹤庆北部和南部属宁州云南郡（南北朝为宁州西阿郡）遂久县、叶榆县。唐初，鹤庆北南两地属唐剑南道姚州都督府野共州、和往州。从西汉至唐初，北南两地长期分属两地两县，有着金沙江古渡口便利的鹤庆，成了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一部分。
回眸历史，唐蕃争锋，为牵制吐蕃，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大唐帝国支持帮助南诏王皮逻阁武力征服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定都太和城，建立奴隶制政权南诏国，形成了唐朝吐蕃南诏相互牵制的局面。《鹤庆县志》载：“唐开元26年（738年），皮逻阁迁都羊苴咩城，于漾弓置谋统部”，为云南37部之一，是极西极北的一部，至今鹤庆西山彝族支系黑话人对鹤庆的古称仍是谋统，是“下边那里”的意思，指鹤庆坝子大多数地方为泽国。南诏崛起后，邆赕诏主咩罗皮率众由喜洲及邓川“走保野共川”，其后人在鹤庆称王，《新唐书》“ 弄栋（楚雄）蛮，白蛮种也，挈族北走，散居剑（剑川）、共（鹤庆）诸川”，这一时期鹤庆主体民族为彝族和白族，人口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太和年间（827年—835年），谋统部改称谋统郡，属南诏铁桥节度（后称剑川节度），辖敛寻城（维西）、铁桥西城（丽江塔城关）、铁桥东城（丽江良美），鹤庆在地理范围内不再分属两郡两地。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南诏灭亡后经过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三个短期地方政权更迭后，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改谋统郡为谋统府，为云南八府之一，下辖今鹤庆、剑川、兰坪、福贡、泸水北部、永胜、华坪、维西等地。大理国几于宋代相始终，1094年，段正明为君不振，权臣高升泰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中国，封其第二子高泰慧为谋统府演习，两年后，高升泰还政于段氏，但高泰慧后裔长期管理鹤庆，至民国以土通判结束。
南诏国崛起后，为了巩固对洱海地区的控制并拓展疆域，多次向北征伐，鹤庆地区因战略价值而成为军事行动的前沿。公元7至9世纪，唐朝与南诏争夺滇池、洱海等富庶地区的控制权，矛盾不断激化，鹤庆作为南诏势力向北扩张的必经之路和前沿阵地，其居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冲突。同时期，吐蕃王朝也强势崛起于青藏高原，与南诏时而结盟、时而对抗，鹤庆夹在南诏、吐蕃、大唐和纳西族之间，其居民在政治归属和生存安全上面临巨大压力，当南诏与吐蕃关系紧张时，鹤庆便成为前线；当双方结盟时，该地区又成为多方交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但民众的处境非常脆弱，这种情况贯穿于唐宋和南诏大理国时期。长期处于多民族交汇之地，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鹤庆白族先民展现了强大的适应能力，主动迁徙、交流和融合，使得鹤庆白族文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特质，如历史上鹤庆白族与纳西族交流频繁，纳西古乐与鹤庆古乐一脉相承，反映了在艰难环境中文化的相互滋养。同时，由于靠近汉文化核心区，鹤庆白族也较早地接受了汉文化影响，在语言、服饰等方面与汉族融合程度较高，这也成为其文化韧性的一种体现。
如果说，南诏国为了强大和崛起不断地向北征伐拓展疆域，那么，大理国300年的历史从未对外用兵，特别是南宋末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与宋、辽、金、西夏争斗，大理国一直置身事外，却要不断地抗击来自北方的侵略。蒙古铁骑征服了亚欧广袤的大地及南宋长江以北地区，长江天险成了蒙古一统神州的最大障碍，成吉思汗问计大臣，郭宝玉提出先取巴蜀、大理，藉其兵力，合围南宋的“斡腹之举”，前后四次对大理国用兵，生生将大理国牵入战争旋涡，最后一次，马背雄鹰以历史上最柔和最有效的手段，送走了和平尚佛的大理国。《元史．宪宗本纪》：“忽必烈征大理过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皮筏以渡”，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10万大军兵分三路直指云南，忽必烈率中路南下大渡河，西向金沙江，入丽江东部，在当地纳西族人的帮助下，杀死牛羊，塞其肛门，制成革囊，“令革囊以济”，“数夷人各跨一囊，以长绳牵之”（《盐源县志》载述）渡过金沙江（昆明大观楼长联“元跨革囊”典故的出处），直达谋统，当地高氏投降，白族土酋纷纷率众出迎。蒙古兵临鹤庆，战象跪佛礼拜，忽必烈体会了大理以佛立国、儒释治国、不好杀戮及和平友好互利交往的生活，顿感杀业过重，理应和平对待这块土地和百姓，遂一改蒙军屠城习惯，下达止杀令后，进军龙首关，破羊苴咩城，存续300余年的大理国宣告灭亡，这片土地纳入了中央集团的统治之下。
纵观整个唐宋时期，直接处于南诏大理国、藏族和中央帝国三大势力及纳西族碰撞矛盾边缘的鹤庆白族先民，他们不仅承受着军事冲突的直接威胁，还需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这种独特的经历，深刻塑造了鹤庆白族坚韧、包容且善于融合的文化性格，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与周边的汉族、藏族、纳西族等兄弟民族一道携手缔造了茶马古道的商业文明，成为这条古老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和中坚力量。茶马古道的形成，不仅有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发展，还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平原文明与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文明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丰富了汉族、白族、藏族、纳西族等民族的交流渠道，增强了多方联系，加速了中华文明一体化的进程。
元初，鹤庆先后改为鹤州、谋统州；赛典赤治滇，改谋统为鹤庆路，正式以鹤庆为行政区划命名并延续至今。明王朝把东跨金沙江、西跨澜沧江、幅员三千里的金沧道设置在鹤庆；洪武15年（1382年）置鹤庆府，辖剑川、顺州（永胜西部）、蒗蕖（宁蒗南部）、永宁（宁蒗北部）、北胜（永胜东部、华坪）、兰州（剑川马登）六州；洪武二十四年，置鹤庆卫；洪武三十年，鹤庆府升为鹤庆军民府，辖剑川、顺州；正统八年（1443年），鹤庆改土归流，土官统治改为流官统治，土司告别鹤庆。
有清一代，滇西北的军事机构鹤丽镇一直设在鹤庆，雍正年间及乾隆前期鹤庆军民府一度辖有中甸厅（香格里拉）、维西厅。乾隆36年（1771年），鹤庆军民府降为州，与所属剑川一道划归丽江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鹤庆州为鹤庆县并沿用至今。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属丽江行政督察专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丽江行政督察专署移驻鹤庆，改为鹤庆行政督察专区，辖鹤庆、丽江、剑川、永胜、华坪、宁蒗、中甸、维西、兰坪、碧江（今划地分属福贡、泸水）、福贡、贡山等县。1949年7月1日，鹤庆宣布解放，属丽江专区。195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鹤庆划属大理州至今。
元代时，鹤庆即实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屯田。明初将湖南辰阳兵马安置于大理、鹤庆两个军民府和北胜（永胜）一州，在滇西北实行大规模军屯，鹤庆境内置19屯，白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鹤庆，促进了鹤庆工商业、矿冶业、农业的发展。偏居一隅的鹤庆白族，没有畏首畏尾、安于现状而失去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积极吸收他人长处，在同各兄弟民族一道携手前进的历史进程中，没有轻易遗失自己民族文化的根与精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阶段，鹤庆白族的生存状态并非简单地顶在矛盾的边缘，而是在动荡格局中展现出韧性与适应性。处于多方强权激烈争夺和统治的夹缝中，鹤庆得以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人口、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发展的契机，逐步走向内部凝聚和文化建构的重要过渡期。
旧时的鹤庆为一四四方方城池，四周筑有城墙，城墙外是护城河，河堤柳树成荫，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出入的城门。钟鼓楼耸立城中心，在全城一众平房前，隆然高耸，气势雄伟。古人形容“城如印，楼如纽”，如“人之冠盖”。站在远处山头眺望，鹤庆县城如一方巨大的砚台，鹤庆县城正南10公里的豸角山上伫立的文笔塔恰似一支毛笔，城西的黄龙潭则是洗笔池，单就这天作之合，还有鹤庆人历来重视读书教育的传统，鹤庆文献名邦的美称真不是盖的。
云飞鹤舞，鹤庆有了不一样的变化，东西山麓，泉潭喷涌，高原湖泊鳞次栉比，泉潭之乡美誉远播四方。春夏季节，蚕豆扬波，麦浪滚滚；秋冬时分，稻花飘香，金色铺地。宁静的湖面，缓缓的河流，荷花在争奇斗艳；奔流欢腾的小溪，碧波汹涌的河流，鱼儿在追逐唱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鹤庆的山好，鹤庆的水秀，鹤庆的儿女更是心灵手巧。自古以来，鹤庆都以“手艺之乡”闻名滇藏一线，银匠、铜匠、铁匠、石匠、木匠、瓦匠……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拿手的活。新华村的银匠，小锤敲过一千年，几乎无人不知；赵屯村的瓦匠，把泥巴玩成了艺术，鹤庆瓦猫吞金屙银，招财让貔貅都感到害羞；金锁村的木匠，手艺媲美剑川木匠，藏地许多寺庙都留下他们的作品。
那些年，怀揣手艺走四方，鹤庆男人大多在外面打拼，只有女人在家里，上山赶马挑柴，下地犁田挥锄，回家锅碗瓢盆，里里外外，无一不是女人在任劳任怨的照看。当然，家里大多也是女人说了算，你鹤庆男人不怕老婆还真是怪事。“讨个鹤庆婆，当作骡子驮”，这老话，既是对鹤庆女人的称赞，也是为鹤庆女人在鸣怨。你还别说，在鹤庆，没有女人当家的家庭，那个家还真不怎么样的。
鹤庆，无时无刻不在讲述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