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文子
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个人的世界史》。
既然说到历史，就先谈段历史。
1902年，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新史学》的长文。文章中，先生把过去的史学称为“传统史学”，并认为在20世纪以后应该建立“新史学”。
对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哪些区别，梁先生一共归纳了四点。其中最让人侧目的当属最后一项——传统史学只告知以事实，却不说事实中之原理。
梁先生所说的“只告知以事实”，窃以为当是指古人著书立说之时多微言大义，即我们熟知的“春秋笔法”。这种修史方法的特点，是仅通过史实材料的取舍与事件细节的描述，委婉而微妙的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不赞一词，暗含褒贬。这种重史实而轻史观的方法，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以史述论”。
“以史述论”的特点，是以少引多，欲说还休；以浅藏深，言近意远。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常事不书、隐而不书。史料取舍固然严谨，各家观点却是众说纷纭，令人难以捉摸。这就使本就真相难辨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与“以史述论”相反的另一种修史方法，可以谓之“以论带史”。而以论带史，则是史家大忌。
无论是主观臆断、无端猜测，还是先入为主、结论在前，这些自然都不可取，在史学界也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但是反对“以论带史”，也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这种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
由此可见，对待历史，史实和史观可谓同等重要。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们再来谈一谈眼前的这本书，有当代学者余世存所编录的《一个人的世界史》。
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作者开门见山地解释了书名的含义：
对世界本质的理解不是来自当下的事件，而是源于我们对世界史的认知。关于世界史，我们又不应把它分割成为某种观念的历史，而应该立足于人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世界史。只要他立足于人和人类的目的，他就可以超越教科书式的、学院式的历史叙事，而形成他自己的世界史观。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历史观。
问题出现在作者对史实的选择与表述上。
全书用三十三个专题或观念展现世界史的相关内容，记录了上至总统国王下至平民百姓的功德言行。这样的碎片世界史对普通读者是一大方便，没有意识形态或学术圈子的概念束缚，直取世道人心。
这是本书的官方内容简介，特地摘录在此。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个是“碎片世界史”，一个是“直取世道人心”。
这里存有歧义。
碎片叙史，难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怎见宏观大局？只论史实，难免望文生义；不谈史观，怎取世道人心？
也有可能，我们不无悲观的假设，这里所指的“世道人心”，是指浮躁不安的世道、物欲横流的人心。那么，碎片式快餐式的历史趣闻，的确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沦为段子，确实暗合世道人心。
但这是迎合市场后的结果，不该是叙述历史人的初衷。
我个人一直强烈反对碎片化阅读与写作。因为一百四十字篇幅的局限不是一种规则，更像种束缚。它改变了人们过去习惯的书写方式，继而逐渐使人丧失写作长文的能力。更进一步的结果，则可能是剥夺去独立思考的过程。段子兴起的结果，伴随的其实是严谨论述的沦丧。
我所说的这些，当代学者余世存一定也曾想过。但为何其仍用这种方式进行编写？
在文末的后记中，作者指出了原因：
人类的交往日益扩大，我们确实需要在影视、新闻之外，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和文史共识，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个体和整体走向完善的道路。
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退而求其的保全。启国民之心智的工作绝非一日之功，所以作者对历史叙述方式的处理，还是选择了最为传统的“以史述论”的方法。这样至少能够保证，相较于那些娱乐八卦和花边新闻，这里的故事都叫历史。它们真实而可信，陈旧却又饱含温度。
接近百年之后，我们再回望当初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新史学”，真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
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这次重新修订，再次确认本书不只是“段子”而已。何必这么不甘呢？史实即便沦为段子，那也是高段位、有重量的段子。先讲史实、再说史观、后启心智，这个过程任重道远，急不得，只能慢慢来。
《一个人的世界史》可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无奈，但作者至少做出了一种有力的尝试。光凭这一点，这本书就是难能可贵、值得称颂的。
这本书最为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它的序言与后记，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作者的济世情怀与良苦用心。至于书中选取的历史片段，是消遣是深究，大家各取所需。
最后，感谢来自豆瓣书评人俱乐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赠书！
是为读书笔记。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