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候也拆了一只闹钟，装回去还在走，只是未能免俗，也多了一个零件。此后，这只闹钟就比别的钟慢一些，而且时不时经常离奇的逆行和跳跃。我一直坚信这只钟显示的才是客观世界真正的时间，不顾它与世界越来越大的时差。十来年后，我发现不管晨至暮归，世界如何，我都一直按照这只钟的时间生活。
“姓名？”
“萧楠。”我看着坐在我对面穿着白大褂的人说。
“年龄？”
“17。”
“学生？”
我点点头：“是，学生。”
“哪个学校啊？”那个人抓抓油腻腻的下巴说。
“留学生。”我轻轻地说。
“留学生啊。”白大褂又摸了摸脑袋说，“哪个国家啊？”
“美国。”我讪笑着回答。
“那么好的地方，跑回来来这里干嘛。”白大褂有些不解。
“当然是看病，我觉得它影响了我的生活。”
“什么病啊？”白大褂打了个哈欠说。
“我觉得我有神经病。”我一字儿一顿的说。
“神经病？哈哈哈哈哈…”白大褂笑的一颤一颤的，我不禁低下头看看地上，以为他踩到了电门。
“哎呀。”白大褂擦擦眼角笑出来的泪说，“你说是就是啊？”
“那不然呢？”我有些没明白。
“这里谁是医生。”白大褂立刻换上一副威严的表情说。
“当然是您。”
“那这里谁对医学最懂？”白大褂又问。
“也当然是您。”
“啪！”白大褂一拍桌子说，“这不就对了吗！我，才有资格说谁是神经病，我，才有资格决定谁是神经病，明白么？”
“明白。”我连连点头。
“那么现在开始你就是神经病了。”医生指了指我说。
“可是你刚才还说…”我欲言又止。
“说说你的病情吧。”医生不耐烦的拿起桌上的茶缸子说。
“以前小时候我拆了一只闹钟，然后我又装了回去…”我双手撑着下巴开始说。
“等等。”医生把茶缸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放粗暴的打断我说，“我只想听你的病情状况，没心思听你怎么得了病明白么？”
“但是你不听我怎么描述这个过程，又怎么判断我的结果呢？”我提出了疑问，“你这样胡乱的妄自菲薄，就不会误诊吗？”
“有些时候没人愿意听那些长篇大唠的废话，只要听结果，况且在权威面前，没有例外，你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就没有关系听那些过程，因为你已经是了，改变不了，对我来说也一样，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只想听临床表现。”医生大声的说。
半个小时后我从主治医生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表单。
我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只是看着医生的一瞬间，我仿佛失去了判断的权利，像一只被人牵着走的羔羊一样，也许等着我的是淌着鲜血和骨浆的屠宰场，也许是毛屑飞舞的剃刀，但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加快步伐，跟着走。
我来到一个检测室里，拿着医生的处方。
“来做测试啊？”医生是个中年妇女，我都可以闻到她身上尘世的琐碎味儿。
我冷哼一声算是一个回答。
“你是神经病啊？”医生又看了一眼挂号单说。
我顿时失去了回答了能力，仿佛被人盖棺定罪了一样，我就是一个神经病，成了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做测试吧。”医生打开了我面前的电脑的显示屏。
“这他妈是什么啊？”我看着眼前的一串数字叫道。
“很简单，三组数字，先从一堆8里面找到3，再在一堆7里面找到1，再在一堆9里面找到6。”医生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说。
我推了推眼镜，开始在这一堆杂乱无章的数字里搜寻。
我自认为自己的视力还是可以的，只是不能确定，那个被盖棺定罪的神经病会不会影响视力。
其实前两堆数字还是比较好辨认的，我很快就圈了出来，但是看到第三组的时候我卡住了，我疑惑的快速扫视了那一堆数字，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那些数字，发现了一件怪事。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我大惊失色，结结巴巴的说：“最后那组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什么！？”医生似乎有些震怒了。
她右手飞快一指说：“这不是个6吗？”
我疑惑的顺着她的手掌看去，那是一个9。
没错，那是一个9，因为那个该死的弯钩是在下面的，调皮的冲着左面。
“医生，那是个9。”我小声的提醒她。
“这就是个6。”医生大声的更正我。
什么时候6的弯钩也冲下面了？我困惑的想着，可是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么那一堆数字就全都是6，都是他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6。
“看来你真有神经病啊。”医生看着我吃惊的表情说，“去看看脑电图吧。”
我如丧家之犬一样惺惺的走出了检测室，又拿着那份挂号单走进了神经外科。
“来干嘛啊？”一个青年医生走过来抢过我手里已经被汗浸的微润的处方说。
“神经病啊？”医生看了一眼单子就笑了起来。
“没错，神经病。”我像一个濒死的野兽一样艰难的说出了这段语句。
“做个检查吧。”医生说完把开始拾取那些泡在酒精里的探头说，“今早儿洗头了么？”
“洗了。”我声音小的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那就好。”医生说完走了后来，开始往我头上安插那些白色的探头。
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样，一个荒诞的梦。
医生突然停住了手，他拨开我右侧长发说：“这个疤，哪里来的？”
我明白他指我右脑袋一个小小的丑陋的疤痕，便平静地说：“小时候和人打架，被打破了脑袋，缝了三针。”
“这样子啊。”医生意味深长的笑了起来。
电路大概是接通了，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开始沉沉的睡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思想，那些鲜活的，如一个个鲜活的跳动的思想。
我似乎看到了那些身边的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在笑，笑得很奇怪，仿佛是扭曲了，身边的所有一切都是扭曲的，我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一人群们，他们扭曲着，正如可笑的煮软的面条一样，我看到了那个小巧的闹钟，它却是唯一一个正常的物玩了，正常的就如这个世界定义的标准，我捧起了它，记得我自己说要过不平凡的生活，看来我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于是便固执的过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你他妈就是一个异类。”我依稀听到了一个声音。
“现在谁也没有定义谁是好坏的权利了吧？因为都一样，定义这个的标准都扭曲了，况且坏人都被逼出来的。”那是一声咆哮。
我笑了，大声的笑了。
如果说坏人都是被逼出来的，那么神经病也是被逼出来的。
非要过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么？非要固执的听着自己最真实的臆想么？
我醒了，我醒了。
“结果出来了。”医生古怪的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个棕色的纸袋。
我快步的离去，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真实。
“可以定论了。”那个白大褂看了一眼报告说，“你还真是神经病，不过还在初期，可能和你脑袋上的伤疤有关，我给你开点药，按时吃，然后一个月来复诊。”
我傻傻的笑了，仿佛自己真是神经病了，然后迈着机械的步伐，高高兴兴的去领药去了。
既然你“是”神经病了，就该做个神经病的样子。
我接过那些白色的小药片，仓皇的离去，逃离了这个地方。
我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就像一个丢了糖果的小孩子，满眼的失望和绝望。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坐在街道上，看向这个冰冷的城市。
看到他，就如看到那个小时候就喜欢坐在石台阶上看着人群的我。我快步的走了过去，把手里的药片递给了那个一脸吃惊的孩子。
“你也喜欢看着人群吗？”我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一样，满脸微醺，“看着那些陌生的人们，走来走去，毫无热情。”
我张开了手，露出了那些紧紧攥在手心里的小药片说，“这个补脑呢，小弟弟吃了，保证你考上好大学。”
说完我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去，整个城市都洋溢着我爽朗的笑声。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把药片送给那个天真的孩子，我在想，如果那真的是治疗精神病的良药，那么我不如给他，让他脆弱的身体有了对抗这个痼疾的抗体。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你该来复查了。”白大褂急切的提醒我。
我微微笑着，挂了电话。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城市，离开了这里的一切。
一年后，我在美利坚。
满城沉浸在严冬的肃杀下。
我穿着黑色的西服大衣走在街上，慢慢的点上了一根烟。
今天早上看新闻，听说一个孩子的突然变聪明了，好像是他的大脑突然基因变异，一下子变成了神童，好像是送入医疗机构研究了，可是这种荒诞的事，谁又能信呢？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我颤抖着接起，就听到了白大褂那边急切的声音。
“真不好意思，我们好像搞错了，你还真不神…”
我面无表情的挂了电话，取出了手机卡，看了一眼上面中国移动的字眼，扔进了旁边的雪堆里。
“这个冬天真是越来越冷了。”我自言自语道，不由得把围巾裹的更紧了一些。
谁又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呢？反正大概我的病是治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