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从不是先生的污点，她只是不得先生所爱而已。她所有的信仰、德行都只不过是受她所处的生长环境所限，温婉端庄、出嫁从夫，早已是她刻入骨髓的心性，她也不过在坚守中华上下五千年都在遵守的礼法。

    朱安所代表的旧文化与先生所代表的新文化注定在这新文化与旧文化所碰撞的时代中为世人所不容，他们相互站在对立面，都希望对方能够信仰自己的信仰，如同民国时期千千万万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一样，既矛盾又统一，她与先生可以说是时代文明更替中最好的代表。若是论对错，他们谁都没有错，错的是这个时代。

      朱安这一生无时无刻都在瑾遵礼法，她知书达礼，出嫁从夫，从结婚开始便在开始讨好先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她觉得先生便是她此生唯一的支柱，她一生如同千千万万个这个古代妇女一样忠于自己的丈夫。或许她也曾在婚礼前夕幻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丈夫是否忠厚，阖家是否幸福，如同万千怀梦少女一样，甚至可能想好了他们以后会如何恩爱，是否会有个孩子，能够白头偕老，于是她拼尽全力讨好先生，期望能够与先生长长久久。可这世间多磨难，她忘记了，先生不爱她，无性无爱、三观不合的婚姻是注定没有结果的。可怜朱安，先生的冷暴力让她一生都画地为牢，无性无爱，无儿无女，还要被迫接受他养外室生私生子。

      朱安可怜可先生又如何不可怜，朱安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先生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彼时的先生也只不过是一个少不更事，做着强国之梦的少年。虽说也算是经历过新思想洗礼的半个“精神小伙”，可也到底比不上日本留学过后的思想大转变。他的清朝辫子还在，还没有穿上西装，对于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还处于迷惘之中，传统的愚孝让他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他也没办法不同意，不同意又能如何。许他也曾想过她是否会是一位接受给新试教育的女子，但那时新思想才刚刚兴起没多久，绍兴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子，如此一想，先生心里便有底了 ，却还是无法接受。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1902年，先生考取官费前往日本学医以此来逃避与朱安的婚事。可家中不断寄来的催婚信件让他不厌其烦，看惯了日本遍地自由恋爱的他更是无法接受。他是逃避了，可受苦的确是朱安。朱安定于嫁他那年方才二十，先生一走便是七年，朱安也就等了他七年。这期间该是多么艰难，流言蜚语足以杀死一个人，而在那时还未步入民国，退婚对一个女人的声誉、尊严，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甚至可能抑郁自杀。况且已二十八的朱安更是没有退路，一旦退婚，她这辈子便完了，会被永远钉在家族的耻辱架上。永远都有人在她面前耳提面命：“你生是周家人的人，死是周家人的鬼。”长期的压抑与痛苦之下，精神上的折磨，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丈夫的不闻不问、冷暴力以及自身深陷自我怀疑的漩涡中，都是令她崩溃与麻木的根源。

      有很多人说她为什么不反抗，若是她反抗了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张幼仪，或许能够浴火重生，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也不正是先生所希望的吗？这其中因素太过斑驳复杂，受社会因素、家庭环境、以及所受到的教育的影响，朱安注定成为不了第二个张幼仪。

      朱安与先生婚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观念的不同。

      其一，先生写信于朱安希望朱安能够放足，能够进学堂识字。而传统思想下朱安却觉得这与礼法不同太过于离经叛道，与她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不同而拒不同意。当然依照中国当时的国情来看，朱安的不同意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就当时而言新思想还未大面积传入中国，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更别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当于与世隔绝的女性。当时的中国女子都仍旧处于这传统之下，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期望丈夫能带给自己一世安稳。朱安的拒绝或许也在先生预料之中，先生也并不是说有多大男子主义，结了婚就必须听他的，对于朱安也算是理解，并未强求，虽然不至于讨厌朱安，却也生不起好感。

      其二，便是当先生说吃过某样吃食时，朱安却立马说她也吃过，希望以此来拉进与先生的距离，可她却不知道那样东西只在日本有，全中国都没有，从未出过国门的她又是如何吃到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讨好，先生虽然嘴是不言，心里定是不屑。那时候的先生经历了日本留学时新思想自由恋爱、独立自主的贯彻，竭力渴望能够剪掉清朝小辫子，面对猝不及防的包办婚姻，还是一位他所摒弃的旧文化所产生的女子。又有谁能甘愿接受，无法挣脱，也只能用言语和行动来表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