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艰难，越挣扎。

活下去，是最真切的呐喊。

活

也就是在我行将毕业的时候，新媒体萌芽开始滋生，大有抢走传统媒体全部生存养分的势头。最先出现衰败苗头的是纸媒，高昂的印刷成本始终是逃不过的死穴，在媒介形态向着“更迅捷、更多元、更娱乐”趋势发展的冲击下，一批批报社轰然倒下，一批批杂志社在生死边缘挣扎，一批批媒体人被推至失业悬崖。

《元生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纸媒式微的洪流中不停试探着，无数次折腾，只为了“活下去”这个单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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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主编总是说，我们公司主营杂志，副业是搬家。才一年多的光景，我们居然前后换了五个办公地点。

2013年3月，公司在二环边黄土坡的写字楼中，租用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办公室，我就在这里开始职业生涯的起步，成为了穿梭在都市楼宇中的小白领。大概只安稳度过一个半月吧，就得知要搬家的消息。白主编带着我们收拾办公用品，打包成箱，方便运输和整理，还将大批辛苦搜集来的老旧杂志当废品处理，卖得百余元，化作聚餐基金挥霍一空。

我们正式搬进市中心的写字楼，虽说办公空间依然不大，但总归在核心地段办公，有一种将要迈向大公司的优越感。在收拾新办公室的时候，我试图将那些贴在电脑上的姓名标签撕下，白主编却告诉我不必这么做，说下次搬家还用得上。

没想到他一语成谶，这只是漂泊的起点。

大约在秋天，我们从市中心又搬回了黄土坡。杂志投资人尚老板的地产项目售楼处建成，原先的临时展厅就暂时废弃。为了省下不菲的房租，我们搬去展厅办公。约500平米的双层空间全都被杂志社私享，敞亮舒适的落地窗，崭新的办公家具，还有专属的下午茶休息区，这是我们办公环境最舒适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展厅内的花花草草长得茂盛，绿意盎然，倒是非常符合“元生活”这几个字的气息。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正式搬去黄土坡居住。说来也巧，作为一个来自黄土高坡的西北汉子，我在春城依然居于黄土之上，一土到底。

年底，杂志社和“东橘广告”合作，共同承接航空杂志的编辑工作。为了方便交流沟通，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三次搬家，入赘东橘的办公室中，权当是上门女婿，和他们一同工作。不过这一次搬家倒不远，大约只有五百米的距离，连搬运车的费用都省了。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搬家太频繁，有关部门还走访过我们，提醒公司频繁更换注册地址的风险，还暗示说我们是皮包公司。可现在回想起来，如此频繁的搬家绝非本意，若是能财源滚滚、稳定发展，也不至于走上兼职搬家公司的道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和“东橘”的合作也仅持续了四个月，我们便一拍两散，分道扬镳。那是杂志社最低潮的时期，白主编、老美编相继离开，杂志停摆，未来不明。我们搬进了南亚附近两室两厅的一间住宅楼，里面有阳台，可以自己做饭，还有独立卫生间，可以洗澡洗衣，这感觉像是瞬间陷入了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中。

我在这第五个办公地点工作一个月后，便离开了杂志社，离开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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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橘合作的那段时间，第一次被卷入复杂的工作环境中。

一间并不算太宽敞的办公室，被一分为二，大家泾渭分明、互不侵犯。虽说是标榜“合作共赢”，但两家公司的员工都还是互有提防，说起话来都要格外小心，哪些话可以大声说，哪些话要私下里说都要再三思量。办公室中像是隔了一面厚实的空气墙，把人心也都隔开很远。

这本航空杂志，我们主要负责内容编辑，东橘主要负责商务合作，两家公司要根据各自经营的广告业务来分配利益及均摊成本。可凡是牵扯利益层面的事情，必定会有小嫌隙产生，就如杂志板块怎么分工，广告收益怎么分成，哪块业务归谁家管，甚至工资谁来发，上班时间是否统一等，都是矛盾导火索，只要摩擦出火花，必定要炸得粉身碎骨。

其实在提出合作的开始，白主编和马总极力反对这件事情，提出要谈妥一切后再合作。可生存的压力逼着社长大人必须快速作出博一把的决定，哪怕最终证明这条路是错，也不能错过这一丝可能。

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没有太多沉淀的恋爱。两家公司一见钟情、牵手接吻，看似阳光灿烂、未来美好，却根本承受不起现实的考验，三两利益即可让两人反目成仇。虽说最后也算是体面说分手，但还是有些不欢而散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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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没有过多掺乎进两家公司的矛盾中，这是因为我一直在负责《新区》杂志的工作，游离在杂志正刊工作边缘外，相对独立一些。

我非常享受《新区》杂志的编辑工作。每每向几所高校的学生征稿时，他们都会尊称我“于老师”，当时我也才23岁啊，这个称呼让我颇有些膨胀。更别提当我的名字出现在杂志扉页的编委名单中时，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用以糊口的工作，更感到了责任感与使命感。

最开心的是，每期采访稿在《新区》上发表后，我居然还能领到一笔额外的稿费。这让我更加坚信自己文字的价值，也让我明白“版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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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白主编和马总经常提到版权的事情。

做杂志，无非就是图片与文字的拼合。对于《元生活》来说，由于采编人数的制约，以纯原创内容凑满每期杂志几乎不可能。我们只好靠着网络资源的编辑整合，以及白主编翻译一些外媒文章来凑齐版面，这就存在侵权风险。

同时，图片几乎都是要版权的。如果不使用付费图库中的图片，就只好在网络上猎取一些免费图集来使用，甚至有时候还要跳墙找图，这又增加了杂志运营的风险。

最可恨的是，就算过了文字和图片这两关，连排版用的软件、所使用的字体都是需要付费的，就因为使用过一次未经授权的某字体，我们还收到了律师函，要求赔偿。

和那些装备齐全的正规军相比，我们像极了民兵联队，可我们的确无法支付那些高昂的版权费，只得苟活。且不说，我们并不能搞定一个专属的刊号，来实现杂志在市面上流通。

社长大人在《创库》那一期的卷首语写道：“《元生活》杂志创刊号的卷首语是‘海上升明月’，主要描述青年创业者积极向上的诗意的心态。时至今日，3年过去了，同道为朋，朋友们大部分已经离去，甚至其他几家杂志社已经停刊。当然，仍然不停的有新刊被创造出来，只是，没有几本看得下去，也没有几本生存得下来。路越走越迷茫，而我越来越不敢说出来。”

在杂志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些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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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主编和马总相继离开后，杂志社仿佛被抽离了肋骨般疼痛。我没有坚持下去的毅力，甚至从事媒体行业的初心也已开始产生动摇，便决定离开。

其实在后来一段时间内，《元生活》依然存活着，只是我很少再听闻到它的消息。时隔6年，或许也已湮灭在时光的印记中，消失不再。我和桑哥、谢萝卜还时常会讨论起那时候的故事，也会打探着白主编、马总、晓喆的状况。2016年的时候，我和社长大人见过一面，那时候她告诉我，要坚持初心，做想做的事情，就算失败也无悔。

就如《元生活》的过往，我们也曾怀揣着最真挚的梦想，也在现实面前输得一塌糊涂。就像《活着》中的那句话：“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