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志书卷之四“科目”，“國朝  洪武年間  戊辰進士  魏敏；丁丑進士 趙玉 ；庚辰進士趙斗南”……       按所列科次，为洪武年间進士科：依次为戊辰科（二十一年），丁丑科（三十年）。而庚辰科则属于建文二年，非洪武年间。       在明朝，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了政权，即皇帝位，成为新任皇帝。他拒不承认前任皇帝建文称帝的合法性，说“矫诏嗣位”即伪造诏书嗣皇帝位（见《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因此称其为“建文君”。卷九下又载：“（三十五年）六月，壬申备礼葬建文君”。既然朱允炆不是皇帝，理所当然地要取消其帝王纪年的“建文”年号。卷九下又载：“四年六月癸丑朔，庚午，命五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條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该《实录》卷一，首次出现的纪年，是“洪武”三年，其下称年均不帶洪武二字，后有二十五年……等，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乙酉太祖崩。紧接着则是“元年三月，建文君命都督宋忠调缘边省卫馬步官军三万屯……”。在这里又称元年，其前面是“三十一年”，显然两者之间属于不同皇帝的纪年序数。明朝体制，新皇即位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修先朝《实录》。而明太宗（即后改称成祖）实录的编修始于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之年，即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初八日），距明太宗去世后，子明仁宗朱高炽嗣位仅仅十二个月又故去，孙宣宗继位后。孙对其祖否定建文帝的作为是严格遵守的。其所编的《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砍掉“建文”称谓，而把建文“元年至四年”，纳入洪武纪年之内，这种作法一直延续至明未。到嘉靖、万曆年间已有不文人、学士不与认可。其中就有嘉靖三十四年广东举人陈建。       今查陈建《皇明歷朝資治通纪》（省称《皇明通紀》或《通紀》）。该书原序云“宫端泰泉黄先生見之，諗（陈）建曰：“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悦《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搜載當時累朝制治之跡，以昭示天下。我朝自太祖開基，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祀矣，而未有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並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所称泰泉黄先生，指曾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太子詹事黄佐（1490一1566），字方伯晚号泰泉，劝陈建《皇明啓運錄》（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洪武三十一年）续至当朝，陈建从之，终写成为明洪武至嘉靖近二百年间之编年史。黄佐所见《皇明啓運錄》作《皇明歷朝資治通紀》的前部，续则为后部。后部卷一载：“己卯  洪武三十二年  即建文元年”，卷二载“庚辰  洪武三十三年  即建文二年。辛巳 洪武三十四年  即建文三年”，卷三载：“壬午 洪武三十五年  即建文四年，六月癸丑朔……己巳，（朱棣）即皇帝位。壬申，備天子禮，葬建文君。”《明太宗文皇帝实录》並无“天子”二字。可见在永乐之后的嘉靖时陈建，在心目中是应该承认朱允炆皇帝的天子地位，但又鉴于前朝规制，又不得不称其为建文君。接着又引“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條，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这就是说，在陈建纂编的《通紀》，纪年虽然称“洪武三十二年”为官方认可，可是又注明被官方否定的“建文元年”。两者并用，以表现对明太宗作法的无奈与疑虑。       清顺治十五年冬由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撰修的《明史纪事本末》，在1977年重印时，中華書局在“補编卷二”之《科舉開設》：“明代历朝會試”记载却是：“建文元[據《國榷》卷十一改]年己卯，命文學博士方孝儒、太常少卿高巽志主應天試，取中劉政。建文二[據《國榷》卷十一改]年會試。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巽志爲考試官，取中吴溥等”。由此版书对纪年進行订正，结合前面《皇明通紀》的纪年方式，“洪武xx年即建文XX年”。则知，原似为“洪武三十二年”现改为“建文元年”；“洪武三十三年”改为“建文二年”。所依之《國榷》，是明末史学家談迁从天啓元年起，历时六年完成的一部记载明朝历史的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对于建文帝，前已阐明，从明成祖起的各朝，都不于承认。谈迁恢复原貌，认可建文帝，还记载了建文帝与明成祖的关系。（见吴晗《谈迁与國榷》，载于《國榷》1958年中华书局第一次排印版书之卷首。通过道客阅读可查阅原书全文）。     其后，《明史》于乾隆四年正式刊行，四十二年乾隆又詔命英廉将原本逐一考核，经親阅鉴定，重刊颁行。（参见《二十六史大辞典.导论.关于<明史＞》 ）这就是现今见到的《明史》版本。其“本纪第四恭闵帝”载：（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辛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建文元年。”至此，在正史中，才正式出现建文年号。以上是建文年号的設、废与恢复。       现在，回头来说《巩县志》中的“庚辰进士赵斗南的”误记问题。         庚辰，为建文二年（1400），查《明代進士列表》（百度文档），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殿试金榜，第一甲赐進士及第，共3名（名单略），第二甲赐進士岀身共37名（名单略），第三甲赐同進士出身共70名（名单略）。这110名進士中并无趙斗南名讳。查清乾隆十年《巩县志》，亦记趙斗南为庚辰科進士，而清五十四年《巩县志》则为洪武辛亥科赵斗南。这就是说乾隆五十四《巩县志》对進士趙斗南的科次進行订正。今查《明代進士列表》洪武四年辛亥科，第一甲赐進士及第共3名，第二甲赐進士出身共17名，第三甲赐同進士出身共100名，赵斗南为三甲第九十九名（第九十六起依次是秦亨、晋罡、郑均、趙斗南、趙松）。可见明《巩县志》对趙斗南的科此记述是误记。究其原因，其一，是把建文二年记为洪武三十三年，这是明朝太宗（成祖）朱棣不承认建文帝造成的。正如《皇明通纪》点校者錢茂偉在“陈建及其通纪”文中所言：（明代）“《通紀》出版後，受到了社會的普遍歡迎。《萬曆武功錄》作者瞿九思（1545—1615）在嘉靖三十九年说：’國家聾瞽，至是始有目耳。‘"（民國《東莞縣志》卷五八《陳建傳》引 ）。意思是説，人們對本朝歷史，原來如同瞎子聋子，一無所知；直到讀了《通纪》後才仿佛有耳朵有眼睛。……陳建死後四年的隆慶五年九月，工科給事中李貴和上書皇帝，告發了《通紀》，稱：“我朝列聖實錄，皆經儒臣奉旨纂修，藏於秘府。（陳）建以草莽之臣，越職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矣。況時更二百年，地隔萬餘里，乃欲以一人聞見，臧否時賢，熒惑衆聽。若不早加禁絶，恐將來訛以傳訛，爲國是之累非淺淺也。疏下禮部復議。禮部‘請焚毁原板，仍諭史館毋得采用’（《明穆宗實録》卷六一，隆慶五年九月辛巳）。穆宗同意了禮部的决議，《通紀》原板被毁。”这就是说，陈建的《通纪》虽然写了自已的观点，“洪武、建文”年号並用，敢于打破禁令用建文。但在隆庆朝被焚之后，很少有人知晓其观点。此前的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仅存之秘府，非翰林院官员，很少能目睹，对于明朝的历史认知如同瞎子、聋子。所以明《巩县志》的纂修者，县儒学生员康绍第及同修志生常亨、刘继馨等，在嘉靖三十四年修巩县志（与《通紀》同年）时，对于纪年只能按照通行的认识，把建文归于洪武年号之内。不可能加区分，把“戊辰、丁丑、庚辰、丙子、癸丑”，通通归于为洪武年间，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其二，至於误辛亥科为庚辰科，则可能是资料不确所致。       如此，洪武年间的三名进士的科次应该是：辛亥科趙斗南、戊辰科魏敏、丁丑科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