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在2500年前的《论语》中，我们能找到试图为纣王“翻案”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作为“常相鲁卫”的孔门弟子中政治经验最丰富的人，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纣王的“不善”，是因为在成王败寇的比拼中“居了下流”，所以“天下之恶皆归焉”。千古暴君的形象非一朝一夕奠定，而是“千年积毁”的结果。

武王伐纣最可靠的历史文献之一是《尚书》中的《牧誓》篇，这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向从征将士和各路诸侯做的战争动员令，从《牧誓》中列举的纣王罪状来看，似乎都不太严重：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满共四条：1、听信妇人（妲己）之言；2、不关心祭祀；3、不重用贵族兄弟（如微子、箕子）；4、重用逃亡的罪人。

依现在的眼光看，这四条罪状都难以成立——这纯属商朝“内政”。并且，这份动员令并隐隐透露了商朝与周朝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单凭这四条，是绝不够论证“得民心者得天下”的。

首先是关于纣王“惟妇言是用”的指责。

商朝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确实更高。大量文献与考古发现证实：商朝妇女拥有自己的土地、奴隶，死后可单独下葬，甚至能担任官职，参与祭祀、占卜的国家政治活动。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还曾作为杰出的女性将领，曾率一万三千人讨伐羌国——甲骨卜辞记载道：“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其实，恰是从周代开始，女性的社会地位才一降再降，最终失去独立的人格，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西汉的《礼记·郊特牲》就明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其次，说到“不关心祭祀”，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纣王之所以这么做的深层原因。

虽说商朝的政体与西周一样都是“君主制”，但却有很大的不同：商朝距氏族社会不远，作为国家的早期形态，虽有“君主”，但专制王权尚未形成。商朝的大部分时期，神权都凌驾于王权之上，而使商朝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态度截然相反。

《尚书·洪范》中记载的“稽疑”（占卜）场面让我们得以窥见商朝的“贞人”集团（神职人员）的权力有多大，这其实带有氏族社会原始民主的遗风：国家政治事务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商王、卿士、庶民、卜和筮。其中后二者代表鬼神的意志，只要二者反对，即便包括商王在内的前三者都赞同，国家的内外政策均不能施行。

殷商数百年间，王权始终与“无事不卜”的神权处于激烈的斗争当中。直到晚商时期，王权终于占了上风：商王将卜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摆脱了此前处处受制于“贞人”的情况，甚至还发生了商王武乙“射天”一事。了解这一历史之后，人们就不会奇怪：好不容易才恢复王权的纣王，怎么会对由“贞人”主宰的祭祀活动感兴趣呢？

至于“不重用贵族兄弟”和“重用逃亡的罪人”，其实可以合在一起说。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嫡长子继承制始于西周，与殷商大有区别，这点已为后世学者公认。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存，史书中记载的三十次王位传递中，“兄终弟及”的情况高达十四次。

这种继承制度一度引发了政局混乱，造成“九世之乱”和盘庚迁都。直到从武乙开始的最后四位商朝君主，才都由“父死子继”获得王位。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就清楚了：作为帝乙少子的纣王怎么可能重用兄长微子、王叔箕子呢？——他们本都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不重用”依然是巩固王权的需要。

至于“重用逃亡的罪人”实在称不上什么罪过，“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商朝君主向来有“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传统，就像汉武帝提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这么做也是为了制约朝内的皇亲国戚跟贵族势力。如果“重用逃亡的罪人”是一种政治过错，别忘了姜子牙就是逃亡西岐的殷商罪人。

谁害了纣王的名声

在今天的记载中，通常将纣王的失败归因于他暴虐无道、失去民心。但依据《牧誓》中的记载，纣王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那么离谱。

《荀子·非相篇》中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点评纣王道：“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纣王是一名勇武过人、热爱征伐的君主。这既为商朝开拓了疆土，也埋下了隐患。

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和史书记载得出结论：认为商朝在经略东南、主力部队悉数派往前线征讨东夷之际，被周武王从西北方乘虚而入，纣王仓促之间召集奴隶应战，结果落得个临阵倒戈、身死国灭的结局。

纣王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差，被后世史书视为十恶不赦之人，始作俑者便是武王伐纣时为“师出有名”而作的檄文。

纣王本名受，在他生前，周武王称他为“商王受”，灭商之后，武王给他起了一个恶谥“纣”（指绑马臀的皮带，引申为残义损善）。

身死国灭后，商王受连本名都丧失掉了，何况后世的声名？自然只能任由他人涂写。

封神演义是神话，荒淫的纣王，也是一个历朝历代共同构建的神话，史学家顾颉刚曾考证，纣的70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

这些工作的集大成者，就是《封神演义》。而那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亡国之君的面目，就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一代又一代讨伐声中逐渐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