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去山西之后，终于腾出时间去了趟乔家大院，院子稀松平常不值一提，但某个院子有刘墉的一副对联却让人印象深刻，其言曰：“闲观世事如修史，多见通人始信书。”刘墉时代，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固然有时代的原因，生活在其间的文人们讲究个“以史治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想来刘墉在这个语境里说出个“闲观世事如修史”的话再正常不过，但是作为现代人，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当代语境里，脑海被来自西方的福柯、维特根斯坦和东方的老、庄、孔、孟填满，筋脉被叙事、图像、风格、编年等等牵扯，想起“修史”二字，应该首先会想到史学观吧，面对那汹涌而来的史学脉络，心里打怵，因为得不出个清晰明确的结论。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有个拥有大智慧，事事都知晓，处处能指点迷津的大儒，这大儒上知真理大义，下知女生心思，前知孔孟老庄，后知哲学末日，内知社会主义，外知资本圈钱。但是去哪里找呢？只能去故纸堆里瞧瞧。
眼见之处，瞧到了宋代的全面多产能手苏轼同志，其人既能“大江东去浪淘尽”这般豪迈，又可“小轩窗，正梳妆”这般深情，既对儒家学说有很深的造诣，又对道释玄等学说颇感兴趣，故其有自己的知识结构，也积极地进行了知识生产。其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其将道家常说的“道法自然”之自然思想，引入到文艺创作和批评当中来，其旨意在于无论作画抑或是写诗，这二者本质上是相通的。作画则不该徒留表面，只言似或不似，写诗亦不能止步于字词表面，其二者理想的境界都该是“天工”和“清新”。天工意欲无矫饰，自然地去表达去勃发，不雕饰不造作；清新则意在气韵清美，不落窠臼。故而不论写诗抑或是作画，皆为抒胸中逸气，士先有高贵品格，后将此落于笔墨，于此所得诗画才为妙物，才是趣多之事。
执此言辞，苏轼气吞山河，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于书画、诗词等领域接连发表言论。其在《追和陶渊明诗引》里有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几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其将陶潜之诗置于李杜之上，今人看来亦是稍显夸张，但细细想来其之至爱是“天工”与“清新”，此正乃潜之气与质，亦乃潜之田园诗之气质矣。苏轼此言正可谓：汝爱春之山花烂漫一片片，吾独享寒冬清气之凛冽。
苏轼目光所及之处，又挚爱陶潜之后来者——王摩诘，摩诘亦多有山水田园诗流世，且集成潜诗之中浑然天成之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残雨斜日照，夕岚飞鸟还”“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等一一品来，摩诘诗中娓娓道来之感，画面与言辞表达之高度契合，无不打动他，诗中流露的场景和情感无不渗透着苏同志的至爱——“天工”与“清新”。摩诘还有画作存世，苏轼怦然心动，其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乃为抒胸中逸气至妙体验。其时还有诗《王维吴道子画》，曰：“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此言一出，吴道玄自唐以来至高地位不复存焉，而摩诘之于画坛，自此为万世之楷模，文人画之祖。苏轼甚喜摩诘之《辋川图》，学而习之，创作《枯木怪石图》，今人瞧来，甚是辣眼睛。依此画作，他倡行的文人画便如小烟花，燃爆整个传统，开启了千年来文人画烟花持续爆发的精彩。这大概会是现代水墨画转型过程中PM2.5总是超标的原因？似乎还有待商榷。
就此看来，苏轼甚是才华横溢，字真的好，瞧来气象万千，酣畅淋漓；词也真的好，其时读来，气度非凡，天工巧夺，便可知其为男神；审美品位亦是一绝，单单是其言天工清新，便知其目光如炬，闪亮如钛合金；关键还会做好吃的红烧肉，独独这唯一画作，不忍直视。既如此这般男神，求其样样精通稍过了些。不论如何，宋代男神苏轼该是当得起大儒。想来大儒在杭州烧红烧肉之时，该是有江南女子陪伴在侧，只是不知彼时美女之标准，是否为现代社会中的174大长腿呢？也不知道彼时之文人标准，到了今时今日，该作何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