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鹿，或一群鹿，在寒冷的高原雪地站立，久久凝视着眼前的苍茫，目光悲悯而坚毅，应着大地的跫音，奔跑着，穿过草丛密林，穿过水村山廓，穿过时空的界面，阳光不时在那美丽斑斓的角尖和皮肤上跳跃，闪闪发光的皮毛变换成无数的鲜花、鸟兽，一齐奔跑、跳跃，所经过的山水自然、佛国和尘世、图像和文字，无不充溢着慈爱、温暖、灵性、神秘……。这是一个东方神鹿的意象，读诗人冯娜的作品，这个意象会一再出现于我的脑海中。诗歌《鹿群》呈现了这样一个带着神迹的闪光的精灵：
我以为我梦见过神迹
在鹿群全部涉水而过之后
我一直在试，企图梦见更多的动物
它们的皮毛闪闪发光
它们死后不会腐朽堕入尘土
诗人冯娜出生在云贵高原的雪山丽水间，她的少数民族血液基因所赋予的生命底色和那片山水生灵一样，沉静而火热，轻盈而神秘。而作为一个与书籍打交道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她已走出了自己的高原出生地，在无数灯火选中的都市里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空上游历和思想，在诗歌写作中表现自己对生活、对生命、对存在的独特体验与感受，成长为独具现代气质的优秀青年诗人。冯娜在诗歌写作上非常勤奋，著有《云上的夜晚》《彼有野鹿》《寻鹤》《无数灯火选中的夜》等多部诗集，其状可谓井喷泉涌，成绩颇丰。
读冯娜的作品，仿佛进入一个巨大的自然风物博物馆。大量的山川地理、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人文风物进入诗句中，场景多变，细节生动，意象丰富，意蕴充盈。你能看到马、鹰、狐、鹤、牦牛、白鹭、孔雀、鹿群的多彩身姿；你能闻到桃花、栀子、杜鹃、云杉木、藏报香、龙胆草的花木馨香；你能听到金沙江、澜沧江、龙山、洱海、纳帕、碧塔、珠峰的涛声云响；你还能感受到草甸、墓园、天葬师、千佛洞、菩提树、贝叶经、玛咖酒的原乡风貌。这些实有的、具体的，或虚幻的、想象的场景意象，在诗人熟练的语言技巧运用中呈现出诗性之思、诗意之美。从审美生成机制上看，要实现“实体场景”向“审美意境”的诗化转换，需要一些或明或暗、有形无形的“桥”的转换。冯娜诗歌的诗意生成，很重要的一条通道，即是抵近无限的神性之思，是使诗歌中的词语、意象、时空得以敞开并朝向同一性的东西。探讨这一问题，是解读冯娜诗歌的一把钥匙。如果要在其众多的诗歌意象中拈出一个来作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只“鹿”，那一只充满神性的“东方之鹿”。作为一个同一性的符号意象，它代表并统摄着冯娜笔下的万物生灵，涉水而来，涉水而去，把神迹留在大地上，启迪人们不断抵近无限，抵近自由，“它们的皮毛闪闪发光/它们死后不会腐朽堕入尘土”，这是一个多么神圣而温暖的灵魂指引啊！
原乡的意味在冯娜诗歌中反复出现，非常独特。原乡指的是祖先未迁居前的居住地，是一个族群宗系之本乡。通常，对于一个离开家乡不算太久且时有往返的人来说，是不会有“原乡”概念的。冯娜在家乡概念上扩指了西南那片苍莽而神奇的地理，把自己与山川河流、鸟兽花树作为有机的统一体，置放于一个自发自在的生命程序之中，摆脱了一般意义的乡情乡愁抒写，超越了世俗的爱恋情愁，回到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回到本源的近旁，省思并抵向文化原乡、精神原乡。这种原乡意味的获得，一方面来自高原雪山的原始、质朴和神秘性，另一方面因了诗人对生命本体、存在本体的执着思考。“淌不尽的河流啊 沉浮在水底的爱情/它们迄今仍在我身体里雕刻/一个叫纳帕 一个叫碧塔”（《沿着高原的河流》）“苍莽的水湍急如大江 把我的衣袍掳去/把发肤 名姓 执妄掳去”（《酥油灯》）“往西去 我的姓氏有了确切的色泽”，“高贵 脆弱 如死之静谧和坚强”（《在生命里》）。诗人确认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原始关系，这种关系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它的存续并不把人视为文明变化过程中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主体，而是将它们平等地视为“世界之树”“世界之兽”，在生命的感受和融通上，体现了原初先民质朴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上的云、松林的菌子、树下的大象，还有云杉木、龙胆草、星宿、河流、冰川，它们都以一种自在的生命形式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进行对话，相互感应，相互冥合，呈现出宇宙的同一性。冯娜在文化原乡的层面上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声音，云南的声音。
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
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
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的菌子
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
井水有孔雀绿的脸
早先在某个土司家放出另一种声音
背对着星宿大跳 赤着脚
那些云杉木 龙胆草越走越远
冰川被它们的七嘴八舌惊醒
淌下失传的土语——金沙江
无人听懂 但沿途都有人尾随着它
（冯娜《云南的声响》）
语言、诗歌、艺术，其孕育、生成、表现的过程是一个与自然交感的过程，文明的起始便是在“仿鸟兽迹而作书契”“天雨栗，鬼夜哭”的神奇感应中产生的，诗人是其中信息连通的“中介者”。一定意义上，冯娜在诗写着一个文化的舆地志，诗写人与自然的一生和生生。她告诉人们，在山的南边，在云中村落，人的一生可以怎样度过：“春天看花 山茶杜鹃报春花/……/夏天流汗 谁家姑娘的手像绣花针/……/秋天给云梳妆 河水叮当作响/……/冬天 扫尽门前的霜牙子/……/夜里饮烈酒取暖/说起死去的婆姨和金色的马驹/就在烟熏火燎里唱起歌谣/歌词含混迷离 大意是说/他们被云埋葬人 悄悄地度过了这一生”（《云中村落》）。诗人小心地控制自己的情愫，消除主客对立，防止陷入一种主体的迷惑里，但也不是停滞于对外在事物因果程序的描写和依从，而是在事物的内在活动中，突入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内在风暴”的律动。“只有蓝阴阴的山廓能震住一头豹子的野心/只有水泊 让猛兽变得温驯/它们安静地伸出爪子 饮水/同时饮下十万个月亮的倒影”（《深山的密语》），在这里，豹子的“野心”、豹子的“温柔”在蓝阴阴的山廓和水泊中律动，像是被神标记过一样，与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某种神秘的暗合。冯娜在精神的叩问、存在的省思和美感经验的呈现上，关注并趋向这种神秘的启示和“出神”状态。她写到：“肉身以外的黑洞 加重经书的奥义”（《酥油灯》）“一切被神标记过的/都未曾走失”（《贝叶经》）。她在《出生地》中更是应合着存在之本质的要求，为我们展示一个感应着神迹而内心律动的思者形象：
人们总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
一个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
它教给我的藏语，我已经忘记
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我还没有唱出
那音色，像坚实的松果一直埋在某处
夏天有麂子
冬天有火塘
当地人狩猎、采蜜、种植耐寒的苦荞
火葬，是我熟悉的丧礼
我们不过问死神家里的事
也不过问星子落进深坳的事
他们教会我一些技艺
是为了让我终生不去使用它们
我离开他们
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
他们还说，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
是为了灰烬不必复燃
（冯娜《出生地》）
这首《出生地》，在冯娜众多的诗歌作品中很有代表性。诗歌趋向一种神性的意指，在文化的原乡里感受着本源的召唤，像荷尔德林的精神返乡与诗意栖居一般，借着对大地生灵的敬意、谦卑、尊重，在一个整体性的生命程序中，诗人与山茶花、松果、麂子、火塘、苦荞、落进深坳的星子——这些与人共享宇宙自然的生命形式，在西南那片尚未完全退出神秘之境的土地，建立起一种连通，去寻求某种生命体悟和存在之思的契合，这种“契合”可能是我们在文明的演进中受西方文化强势主导下较长时期以来所忽视、怀疑或否定的。显然，这里所谓的神性，并非指向西方文化谱系的宗教性，而是经由东方特有的，也就是诗人所生活或游历的大地上，天地万物之灵充盈启迪着的那种无限。施勒格尔认为，“人，即充满着人性的人，与无限的每一种关系都是宗教。……在那种充溢中推想的无限就是神性。”（《思想集》）冯娜正是在这种人性光辉的烛照下，以诗性的精神去探寻存在的无限性，不断抵近生命的本源。
本源的生命状态是与劳作、筑居联系一起的，与自然的形态息息相关，诗意的存在也相伴而生。冯娜写道：“我并不比一个农夫更适合做一个诗人/他赶马走过江边，抬头看云预感江水的体温/我向他询问五百里外山林的成色/他用一个寓言为我指点迷津”（《劳作》）。这种诗意的劳作延续的正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演进方式与形态。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把中国和西方的文明起源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中国—玛雅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张光直先生考辨认为，残碎而显炫的古代遗存，包括仰韶文化中的骨骼美术；东海岸史前文化带兽面纹、鸟纹的玉琮和玉圭；殷商甲骨文对四土四方自然神的供奉；《楚辞》萨满诗歌，等等，指向“重视天地贯通的中国古代信仰与仪式体系”，这种“连续性”的文明形态，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地与天之间的联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中呈现，“在其中自然现象被当作是从本质上说是神圣的、有生命的，并且与人类的活动发生密切的关系。”人以“一种参与的意识来对待自然现象：宇宙被看成是各种生命力之间的关系的反映，而生命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相互交叉的宇宙体系的一部分。”而西方的“破裂性”文明形态，是《圣经》式的创造，将文明视为人为的产物，人用自己的伟力，通过技术工具创造了一个与自然、动物分隔开来的世界。汉学家牟复礼认为“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说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说，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部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在的生命程序中相互作用。”冯娜在诗歌中，以原乡尚未完全消失的古朴神性为背景，其中的鸟兽、草木、山河、星辰，并不全然作为比喻、意象、象征的旁物，而是与人并列为整体，获得平等的尊重，或者说人以参与的意识来对待自然现象，共享共现宇宙的存在。诗歌在这里代替巫觋、代替权力成为“绝地天通”的中介，尝试着去接续那个整体性的有机的生命程序，在中国新诗百年的艰辛历程上，此可视为一种力求摆脱西方文明中心论、决定论而寻求从自身文明发展的逻辑出发去推进诗歌走向现代化的可贵努力。
或许，来自原乡之神性的感受、理解和表达更多时候是自我的、个体性的，却正说明了诗人内心世界的纯粹、脱尘、轻盈、飘逸。海德格尔说过，“在普遍的存在情感中，人拥有自己人的自由和普遍的预设规定，并据此去提出某种东西。”冯娜据此提出的是哪种东西？冯娜从西南大山深处的出生地云南走出来，在广州、北京这样的现代大都市学习、生活，她的学术背景和文化体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审思中行进的。这种带有明显反差甚至冲突的环境及体验，使其内心的自反性更加凸现，其所表现的原乡意识和文化思考，并不囿于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地理人文状态，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视域中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的自由性检验。冯娜宣称，“我们热爱现代人的生活，也尽量恪守古典的誓约”（《短歌》），她愿意做一棵“偏狭的桉树”，一个劲的在自己脚下的大地劳作、思索，“自己选择的神性”在思与诗中日愈显明，她并不否认这种“自己选择的神性”可能遭到的误会，因为任何迫近本源的努力都是在一个一个的自我的思与诗中达致的，每个人摸索到的“开关”不同，但打开的都是点亮黑暗的光，人们正是在同一性的诗意追求中获得从有限向无限的自由的超越。 冯娜说得多好：
一个读诗的人，误会着写作者的心意
他们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着世界的开关
（冯娜《诗歌献给谁》）
上世纪三十年代，诗人卞之琳提倡运用象征派诗歌“亲切与暗示”的诗歌艺术，把它作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手段，以此匡正中国现代诗人对民族传统诗艺的忽视。孙玉石先生肯定了卞之琳的诗歌探索，他解释说：“‘亲切’，就是要用敏锐的感觉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拉近诗的题材与人们情感及生活之间的联系，让诗更贴近人的心灵。‘暗示’，就是要避免诗歌传达的过分明白直露，用‘契合’式‘客观对应物’，象征和暗示诗人的情感与智性思考，给读者更多吟味和想象的美的空间。”我们高兴地看到冯娜的诗歌承续着这一探索，并且体现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生活化之诗是当代诗歌流变的一种时兴，但普遍的情形是大量所谓口语化诗歌写作流于琐碎，流向粗鄙，诗意流失。冯娜在诗歌中写日常，写生活，但并不滞于实，也不停于表，那些诗人所见的、所经历的甚至是所虚设的现实，直观地切近人们的生活经验，有时利用声音的“独白”或戏剧场景的营造推移经验的转折与飞跃，有时在言语和场景上形成高度“凝注”，给人“亲切”的感受。冯娜的诗歌能够在生活化日常化中保持充盈的诗意，与其巧妙地运用“暗示”有关，并且这种“暗示”与神秘的原乡文化天然契合，把感觉和知性、冥思融合，外在气象与内在气象交融，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表达，往往像电光石火，瞬间点燃人的心灵，连接起通向本质的意义世界，“诗眼”如“泉眼”，随着词语的流动汩汩而出。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一书中有这样的阐述：“依着外象的弧度而突入内心的世界，往往不需要象征手法去支持，有时甚至可以废弃比喻（虽然不可以完全废弃）,……回到事物本身的行动（或动态）里，回到造成某一瞬间心理真实的事物之间即非犹是的关系，这一个形象就具有这一瞬间所包含的一切可能的抛物线。”这一理解是诗歌现代性探索特别注重的，它本身又是中国古代诗歌与艺术的审美追求，说明中国传统诗学对现代诗的拓展与新变不能粗暴地认为是羁绊和窠臼，而是具有经典的美学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作为年轻一代的诗人，冯娜对新诗现代性的探索，最具价值的可能是这种外象与内象、感觉与知性、栖居与诗意、方法与本体的融合，一种抵近无限的诗化之思——对自身所处的世界图景及存在体验的思，以开放从容的心态返回原乡，面向世界，使存在之物在无蔽的显明中呈现出美来。就像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只东方神鹿，它穿越时空在大地行走，通体透亮，万象光明，朗照了茫茫的天地。
冯娜，1985年出生于云南丽江，白族。毕业并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寻鹤》《云上的夜晚》等诗文集多部。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美国The Pushcart Prize提名奖等奖项。参加二十九届青春诗会。首都师范大学第十二届驻校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