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带父亲从康家沟来城里岳父家。
八十三的人了，起初他再三推辞。
怕离了自己的老窝，到外面水土不服；
也怕给人添麻烦。
再三劝说，最后还是来了。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岳父家那栋居民楼的窗台上。
两个老人——
我父亲杨宗训和岳父王中怀老先生，并排坐在阳台上。
一个讲康家沟今年的苞谷收成；
一个讲村卫生室遇到的趣事。
藤椅摇摇晃晃，倒也相安无事。
饭毕，看父亲坐得久了，便提议：
“老汉，我带你到城头走走？”
他点了点头。
东方鑫村离一号桥不远，我带着他，慢悠悠兜了半圈。
穿过一条大马路，听着城头车辆的喧嚣。
他大多时候都是默然看着，显得有点局促。
只是偶尔说上一句:
“这马路也太宽了！”
“当年，哪有楞高的房子哦！”
十余分钟，我们来到了一号桥桥头。
眼前的景象陡然开阔，他的眼神一下子变了。
那是巴城难得爽朗的午后。
河风从柳津方向吹来，带着点樟叶的苦香。
父亲扶着桥栏，指节有些抖，话匣子突然打开了。
“修这桥，我们生产队也派了工来的。
谯怀春，你晓得不？前几年才死了那个。”
他说得轻，像怕惊动了巴河的水。
我愣了愣，没想到这短短十余分钟的路程，竟踩在了他记忆最深的节点上。
我忙应着：“晓得，我喊舅爷爷。”
他见我知晓，又补了一句：
“那时候，哪兴啥子机械嘛，都是按公社、大队、生产队往下摊派，记工分回队里结算。
我们队上，派的谯怀春。”
说这话时，他回头望了一眼东方鑫村的方向。
那里有岳父家的阳台，他仿佛在寻找某种无声的印证。
回到岳父家后，王中怀老爷子果然递了话。
76岁的老村医，语速慢，却记得钉铆分明：
“修建那桥，我爸也参与过的。
冬天水枯才敢动，先放低水位，从两岸往里垒泥堰，垒得比洪水位还高。
人在干坑里哈腰安条石，石屑子往领口里钻，收工一抖，‘哗啦啦’一层白。”
两位老人住得不远，讲的却是同一个年代的辛苦。
这“靠人熬”的法子，从岳父嘴里说出来，成了父亲眼中那束光的注解。
一号桥，巴城人心头的“一哥”。
父亲并不关心它464米的长身，也不在意那18米的空高。
他只絮絮地说着那些条石，像在说自家院墙是哪年砌的。
从桥头往回走时，他不肯原路返，非要绕进小东门。
“带你走趟我年轻时开会的路”。
青石板巷子窄，被几代人的鞋底磨得包浆。
转过弯，魁星楼就在眼前。
父亲忽然冒出一句老古话：
“巴中有个魁星楼，一半擩到天里头。”
那“擩”字拖得长，带着一股子要把天顶破的蛮劲。
这楼乾隆年间便立在这儿，屡毁屡建，像个倔老头。
他说，当年他作为康家沟三大队的代表来城里开会，就在这一带。
“那栋楼，那几棵黄桷树，那排开会的址子，都还在。”
父亲嘴里先“哦”了一声，接着又“哦”一声，像在心里把50多年的坐标一个个对上。
他说，那年头来开会，散了就爱站这儿看过河。
“哪想过，这桥后来是我们队上谯怀春他们一锤一錾修起来的”。
那桥拱高高隆起，不正像父辈们弓着的脊梁，硬生生把日子擩过岸去的么？
夕阳西下，我们又走回了东方鑫村岳父家。
父亲又不说话了，眼望下游。
我猜他在想谯怀春，想岳父那个连张修桥照片都没留下的父亲。
那些安好了的条石，吃过他们的汗，硌过他们的肩。
如今的一号桥，单侧人行道从1.5米拓到了2.5米，石拱本体却没动。
父亲站过的位置，6个大拱的影子斜铺在水面，水一晃，影也晃。
他说：
“谯怀春他们那阵，安好一条拱，全工地的人都坐堰上啃红苕，没人喊累，就望着那拱，像望着自家养大的娃儿。”
我忽地懂了父亲眼里那捧光的来处——
不是魁星楼点的，也不是我翻史料点着的。
是这从东方鑫村出发、不出十分钟便到的桥头。
是脚下隔着几十层条石，蹭到了谯怀春的汗、岳父父亲背上的石屑。
还有他自己20岁那年，站在魁星楼下看河的影子。
康家沟到一号桥，几十里山路，他走了83年才走回来。
推开岳父家的门，两个老人又坐回了那张阳台上的藤椅。
父亲没提修桥的艰辛，只淡淡说了句：
“这桥，结实。”
岳父也笑着点头：
“是啊，结实。
就在咱家门口，天天看着，心里踏实。”
窗外，巴河的秋年年都在，一号桥的拱一直在那儿。
魁星楼那句“一半擩到天里头”也一直在那儿——
只要这两个老人还并排坐着，那段历史，就还没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