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冒了，每年一次，习以为常。
我也不太想去医馆看病，前几天城里的军队走了，征走了一大票医生，在欢送军队离城的采访里，将军曾经和我说，这趟北上，也不知道几日才能回。当然，将军的军队自是满怀信心的。
军队走了，城里少了许多新闻材料，每日里我依然东奔西走，但也无非只能写些无聊的稿子，城东地下排水又堵塞了、城北老洋楼里几十年没人住却在近日夜里发出异常的声响、将军府邸往南两条街的菜市场关门了等等，诸如此类。
当下正是风起云涌，英雄和小丑共生的年代。可谁成想等待我的却是堆积如山的市井材料，这个浪潮涌动的年代，分解到最细小的碎片，竟然是如此无聊。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样想着，一想便是十年。
这日下班早，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小医馆，门口排着队，许多病人都在往里张望，看来这家的医生还没被调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看看吧，开点药早点把这头疼治好，也省的每日写完稿子还要头疼好久。
排了许久的队，天色也逐渐暗了才轮到我。医生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比我还要年轻上五六岁，戴着一副圆形的金丝眼镜，看上去是近两年在汉口、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流行的款式；医生的大褂有些不合身，似乎比医生的身材大上一圈，兜里揣着一副听诊器的头，但医生似乎并没有要用它的打算。
我坐下来，把头疼和感冒的症状说给医生听了，我没有说每天夜里头疼都会持续好久，因为我只希望医生简单给我开点治感冒头疼的药就完事了，我不愿意看到那种看绝症的眼神，也不大愿意听医生问东问西的。
但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似乎并不认为我得的只是感冒而已。
随即，他拿起了那副听诊器，在我胸口捣鼓了一番，又让我张嘴，仔细看了看我的舌头，我张着嘴抬着头，余光里医生的眼神，似乎带着点担忧。过了一会儿，医生让我闭上嘴，又兀自在他桌上的小本上写了点什么，但并没有要同我说些什么的意思。我瞧瞧他手边大部头的书，那书的封面上尽是英文字母，我想他怕是在把我这感冒的症状往他这大书里套吧，不知道要给我整出个什么古怪的病来。
那医生写了一会儿，又把小本子合上，另拿了一张纸，写了个药方给我，嘱咐我去隔壁拿药，我正起身欲走，他却拦住我，要我一周后一定要来复查，语气严肃笃定，似乎我真得了什么不得了的病。
我诺诺的应着，一边看着手里的药方一边走出医生的房间。那药方我自是看不懂的，去隔壁药房交钱、拿药，药房的伙计拿着方子忙上忙下好一会儿，把一大堆纸包交到我手里。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感冒发烧要拿这么多种药，仔细隔着纸包摸上去，有一些是小药片，还有一些似乎是细碎的中药粉末，药房的伙计仔细嘱咐我让我每天按时煎服。
我没多说什么，回到家，把那粉末拿出来煎了喝掉，味道很苦。看看那些小药片，又拿起几粒顺着药汤喝了。想到明天还要上班，又有无数无聊的稿子要写，头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转眼一周过去，头疼依然没见好转，略微有些低烧，也没见要退的样子。
其实我本不想去复查，但看那医生洋洋洒洒给我开了这么多药，而且这药吃了也没见好转。我想，还是再去医馆问问，这医生也许真是看走了眼，给我开了些莫名其妙的药，毕竟是药三分毒，这怕是给我吃坏了。这么想着，又看这天天气不错，凉爽宜人，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前下了班，踱着步，悠闲的从报馆走到了医馆，丝毫不像一个病人，反倒像是来医馆串门的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