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理解”还是“阅毒历劫”

我敢发毒誓，我不是唯一讨厌中国式阅读理解的人。从小学到大学，我作了无数的阅读理解，起初让我给加点字注音或者给出拼音让我写汉字，我作得很来劲，因为我至少从中可以学到字词的读写，对于还在识字的小学生来说，这种考查很容易让我觉得学到了东西。后来的事情就愈发诡异了，让我写文章的中心思想，我不会，老师就把课本上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给讲一遍，让我们背过，考试的时候就“撵”上，至少答题语言是靠谱的。后来课本上的中心思想不够使了，老师又给我总结中心思想的类型，告诉我文章的中心思想都是差不多的：写人的文章多抒情，写事的文章大多说理，写景的多是托物言志……后来很少考中心思想了，出题人开始逼我高大上，前后照应、过渡、象征、对比衬托、烘托渲染、声东击西、欲扬先抑、设置悬念、深化主旨……我开始各种懵，在试卷的横线上尽情的施展我的才华，不亦乐乎地罗列不知所云的答题词汇，我发毒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不仅在大学学了汉语言文学，还教了语文，教了阅读理解，我觉得一个语文老师最扎心的地方就是讲阅读理解，每一个会讲阅读理解的语文老师上辈子都是外星人。一个优秀的老师，是知识的生产者；一个合格的老师，是知识的搬运工；一个高效的老师，是套路的生产者；而一个尴尬的老师，是套路的搬运工，不幸，我就很尴尬。阅读理解的“可学习性”就在于“套路性”这是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假如没有套路，阅读理解将全凭一个孩子天生的文学敏感度或者课外无规则的阅读理解。所以不少人笑了，中国式阅读理解的试题就是个笑话，因为它仅仅凭借套路就能得分，背一背就行了，读课外的名著没有什么用，因为阅读理解不考名著，考莫名其妙的人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你一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瞎埋怨，但事实就是如此，为什么要考莫名其妙的东西呢？因为出题人不是作者，对答案有着完全的掌控力的人不是一篇文章的作者，而是出题人，只有“莫名其妙”的文章才能被采用，被给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不尴不尬的解读方式，这种文章，大多数是“毒鸡汤”，我已经记不清楚看了多少故乡的母亲，进程寻子的父亲，诚实的人会有好报，弱势群体也有尊严……我不是要贬低这些素材，而是说这些题材过于沉重，而形式又太单薄了，因为前后照应、深化主题、过渡句等等的谋篇布局形式根本无法承担起如此重大的内容，更不可能被青少年接受，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读了《战争与和平》后再也无法阅读垃圾”。你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废柴老师的酸酸的诉苦，是的，但不全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有自己的更深入的思考，那就是中国式阅读理解是基于一种这样的阅读理念：不管你为什么这么写，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韩寒作自己的文章的阅读理解题只得了一分就是铁证。正是基于对作者的忽视，才让出题人有了主角光环，可以秒杀作者和读者对话，对读者的阅读说三道四，阅读理解才有了“标准答案”一说，在这样的培养下，我们早就习惯了不管作者的本意，在各类文本中摸索令自己舒心的东西，就像小时候我们非要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某种道理，非要一篇文章存在某种修辞才觉得阅读有价值，唯有如此，我们读得才踏实，至于作者，那是什么？能吃吗？昆德拉说：“从来我都深深地憎恨那些想在一件艺术品中找到一种态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的人们。”几乎所有读者都试图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获得某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来自作家的本意，而来自读者自己，阅读经验本身是对自己价值判断标准的一种验证，就像《被背叛的遗嘱》里说的那个医生在读了昆德拉的《告别圆舞曲》后，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医学上的预言性一样，这种误解是无法解释的，它发生在每个读者与作家之间，几乎没有人去批判这种现象有什么不对，一千个人心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或许没有一个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谁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误解比发生在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这种误解更糟糕，因为它没有被阐释的可能——小说是一个“被道德悬置的世界。”作者中心论早就过时了，但是读者中心论也会过时，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阅读理解作多了，就会习惯性地寻点没用的东西而忽略了作者的本意，作者与读者之间，其实并不需要出题人这个小坏坏，读者要真的想凌驾于作者之上，那还要看看谁更莫名其妙。如果你狂妄地以为读者是王者，那么阅读将永远不能使你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