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重温经典剧目《贞观之治》时，有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李世民问群臣，汉武帝花了几十年时间，花光了祖辈们留下的遗产，最终也没能灭了匈奴。而自己仅仅花几年时间，就能灭亡东突厥和高昌，那功劳应该比汉武帝还要高。
作为强汉和盛唐的典型代表，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浓墨重彩的分量。今天我们就从军事这一点出发，谈谈到底谁的功劳更高。
汉武帝面对的是匈奴——一个让汉朝忍辱负重七十年的对手。从高祖白登之围到吕后受辱，汉朝历代皇帝只能和亲纳贡；李世民面对的是突厥——趁着中原皇权更迭，突厥铁骑曾兵临渭水，逼得李世民杀马盟誓，倾府库以求退兵。
两人都经历过“忍辱负重”。但他们的选择，却也让帝国走上了不同的路。 汉武帝的选择是：打到底，打服，打残，打到匈奴再也不能构成威胁，从根本上解决外患问题。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开始，汉武帝对匈奴连续用兵四十四年。河南之战收复河套，河西之战夺取河西走廊，漠北之战捣毁王庭。更重要的是——每打下一地，他就设郡县、置官吏、屯田戍守。
河西走廊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拔地而起；河套平原上，朔方郡成了镇守北境的强有力据点，在东北、南方和西南开拓出来的疆土全部设置郡县管理。汉朝的法律、文字、度量衡随之扎根，以上这些从此成为中华文明的版图。
李世民的选择则是：打完就算。李靖神兵天降灭东突厥后，作为皇帝的李世民面临一个选择：是把突厥故地纳入直接管辖，还是维持现状？他选择了后者。
他将十余万突厥降户安置在长城沿线，保留其部落结构，任命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设置都护府进行管理。这一招省钱省力，突厥人感恩戴德，和周边各部族共同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当时看起来，这简直是神来之笔。
从图上的疆域来看，唐太宗时期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汉武帝，在军事行动上的代价也是远远小于汉武帝。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各地小规模起义不断。晚年他下《轮台诏》，深刻反省自己的穷兵黩武，也主导了帝国的政策转变。
李世民在贞观四年灭突厥，贞观八年平吐谷浑，贞观十四年取高昌，贞观二十年破薛延陀……他领导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是速战速决，成本极低，对民生的影响也很小，周边部族纷纷归附，长安城里使节如云，这也是造就贞观之治的军事和外交基础。
但最大的问题是，李世民的成绩只属于他个人，对于大唐王朝来讲，他的福泽并没有庇佑后人很久。到了他儿子唐高宗时期，原先归附的东突厥就倒戈反叛，建立了后突厥政权，北方这片土地从此不再属于大唐。
而被李世民一向纵容的吐蕃则成了大唐中后期的心腹之患，唐吐之间的战争持续百年，除了西域和河西走廊丢了，连大唐的都城长安都被吐蕃攻破过，实在是耻辱尤甚。
反观汉武帝，打残的匈奴，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最终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远遁去了欧洲。他的军事政策带来的红利一直到东汉末年甚至西晋时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西域都是王朝的基本盘。
李世民“驯服”的突厥，三十年后复国。他“和亲”的吐蕃，百年后攻陷长安。谁的功业更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两位杰出帝王来讲：后人的智慧，是否值得相信？
李世民把突厥降户安置在边境，是相信后人有能力控制局面。他支持文成公主入藏，是相信后人能维持好两国关系。
把麻烦往后推，相信后人会更聪明、更有办法解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唐高宗时期，后突厥复国、吐蕃开始扩张。武则天时期，两线作战就没捞到任何好处。唐玄宗时期，虽然稳住了局势，重新打出了大唐天威，但也养出了节度使这样的隐患，直接导致安史之乱。
后人不但没有更聪明，反而因为前代留下的隐患而焦头烂额。
汉武帝恰恰相反。他不相信后人能比他做得更好。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把麻烦留给后人，匈奴猖獗的问题必须在他手里解决，哪怕代价是“户口减半”。哪怕要打几十年仗。他要做的是“绝患”，而不是“养患”。
这种“不相信”，看似是对后人的不信任，实则是担当。汉武帝很明白，后人面对的局势不一定简单，要解决的问题也许会更多。与其把最难的题留给他们，不如就在自己手里做完。哪怕自己被骂穷兵黩武，哪怕自己晚年悔过。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当然值得赞美。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让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但他更像一个高明的管理者，而不是开创者和奠基者。
他把该花的钱省下来，把该打的仗留到以后，用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在当时，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问题是：收益属于他，成本属于后人。
汉武帝正好相反。他把该打的仗打完了，把该花的钱花光了，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在当下。在他手里，汉朝确实元气大伤，在他身后，汉朝却迎来了真正的长治久安。汉宣帝时期，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称臣纳贡，当时的汉朝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治世的功业。
即使到了元帝时期，陈汤率领西域的屯田兵再加上西域各国的仆从军就可以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传首长安，打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最强音。这种雄心和底气，来自汉武帝。
所以论功劳，他们两个到底谁大呢？从“开创性”和“解决核心矛盾”来看，汉武帝的功劳更显“硬核”。他面对的是匈奴这个让汉朝头疼了近百年的致命威胁，他解决的，是生存和安全问题。
从“治理水平”来看，唐太宗是完美的“模范生”。他不仅打仗厉害，更难得的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让百姓安居乐业。他开创的“贞观之治”成为了后世治国理政的标杆。他解决的，是发展和民心问题。
汉武帝立下了“规矩”和“疆土”，唐太宗则展示了“盛世”应该有的样子。说谁功劳大这其实很难有一个定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的评判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