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常州，外地朋友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干净”、“富裕”诸如此类的；要是给常州这座城市贴个标签，官方给的说法则是“开吴之地、名士之都”，这就要提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的季子了。

传说春秋时期的季札为让国而避居于延陵（常州旧称），开启了常州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三次让国、挂剑冢树的季子也成为了常州的人文始祖。自此一缕文脉，千载不绝，直至清代前有龚自珍感叹“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后有梁启超“一代学术转捩之枢”的评价。

相比近邻“六朝古都”的显赫家世、“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绝代繁华、“梁溪金匮”的富饶和“百城烟水”的熙攘，历史上的常州却一向以崇文重教的默默无闻形象示人。老祖宗留给常州的，除了一条破旧的青果巷，也只有“千载读书地”的赞誉了。正如当年读书时，一位常州籍的教授谈起家世，仅以“教子孙二事曰耕曰读”一句话概括。

常州人文鼎盛，自萧梁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争频繁，大量士族南迁，常州成为这些南渡衣冠的汇聚之地，齐梁文化便在此兴盛。一部《昭明文选》彪炳文学史，成为常州第一个文化繁荣时期的代表。隋唐以降，京杭大运河带动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至宋元时，吴越之地成为全国最大的产粮区。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常州“崇文重教”之风蔚然。据统计，北宋两浙路，大概包括现在的苏南及全浙，各州进士人数以常州居首，多达498人，而当时的临安府，也就是现在杭州一带仅有165人，常州文风之盛、重教风气之浓厚，可见一斑。萧颖士、苏轼、王安石、柳开等一批文坛要人都与常州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州一时成为“士大夫渊薮”，陆游更是直言“儒风蔚然”。

有明一代盛产儒将，抗倭名将唐荆川是其代表。唐荆川，名唐顺之，常州武进人，王阳明心学传人，当代学者给其的评价是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由他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直接催生了东林书院，并为清代常州学风文风臻于鼎盛埋下伏笔。有清一代，常州学术异常繁荣，名人辈出，文章灿烂，所谓“毗陵独多才”。常州学派、常州诗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竞相涌现。至近现代，在中国逐渐沉沦的背景下，“经世致用”学风又在常州催生出两种不同的救亡图存之道。以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民族资本家刘国钧为代表的实业救国，以及以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救国，两者都以常州读书人的身份在近现代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先贤已去，不过在常州还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痕迹，这于笔者感触尤深。曾经于五角场东村小住，那里地近东坡曾经驻足的舣舟亭和东坡公园；曾在桃园新村租房，前面是兰桂坊和天宁古刹；搬去清凉新村，那里有张太雷故居和清凉寺；搬去怀德路，就离荆川公园不远，唐顺之便埋骨于此；常州分行门前的主干道，沿途计有赵翼故居、史良故居、吕思勉故居、瞿秋白故居以及青果巷——学文史的知道这些名字的分量。

常州的重教之风是其自身条件赋予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在无形中塑造一座城市。常州地处江南，居沪宁、宁杭中心，虽也有粉墙黛瓦青石巷、小桥流水有人家的典型江南风景，然而比起宁扬苏杭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城镇，常州显得“风花雪月”不足。江南多水，而常州却多山，先天条件不足，这是常州必须面对的。没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没有宁杭自古以来形成的睥睨的政治地位，甚至没有苏州、无锡的祖上那么阔气。如果说南京是宫廷贵妇、上海是洋妞、苏州无锡就是大家闺秀，而常州，顶多是一户家境殷实人家的大女儿——除了自己努力，是没人帮得了你的。正因如此，常州人才很好地诠释了“自强不息”这个词，历史上的常州一直是“父兄教其子弟”，代代相传；到了近现代，常州人又以其聪明才智和拼搏精神在商业化大潮中站稳了脚跟。

今天的常州，文风依然很盛，更值得称道的是其经济活力。常州有恐龙吗？没有，可是不妨碍中华恐龙园成为中国最赚钱的游乐园。又有多少人知道曾经的溧阳是茅山老区的一座贫困县，而现在，他在全国百强县中的排位逐年前移。依靠一座小小的沙河水库，打造出天目湖旅游品牌，撬动全县经济的大发展。从曾经的常溧之间不通公路，到今天宁杭高铁在溧阳设立两个站台，“自强不息”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被常武五区二县在踏踏实实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