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我老家西充是川北丘陵，与陈子昂故里射洪、嫘祖故里盐亭、蓬溪道教圣地高峰山毗邻，属于鸡鸣六乡、犬吠四县的偏远山乡。
小时候，贫穷的家境与弥漫在家庭中关于祖父的传说，时时刻刻促使着我要走向外面的世界。我的性格沉默内向，但我知道要想求得生存，甚至要想活得更好，只有读书，而且要读很多的书。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偏远农村，能够读到的最多的书，只有连环画。《三国演义》等名著，就是通过翻看连环画“阅读”的。这样的“阅读”，简单、粗暴，实在应该加上引号。后来慢慢长大，逐渐阅读到比连环画还大、还厚的书，特别是看了我的老乡陈寿写的《三国志》，忽然才发现与从前看过的连环画上的内容差别很大：刘备的忠厚仁义形象被颠覆，他其实并不那么“可爱”；曹操是真英雄，并不是那么狡诈狠辣；关羽虽然义薄云天，却没有那么神武；诸葛亮也能掐会算，不过传奇太多了。都是解读、复活历史，同样的历史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不同？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历史书籍，还有我至今难忘的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小时候。那时的农村都是人工收割小麦，头顶烈日，麦芒无孔不入，锋利的镰刀时时割破手指，我们兄弟抱怨、偷懒的时候，一刻不停劳作的母亲，轻轻说：“麦子收回去，才有馍馍吃。凡事不要怕麻烦。活多不怕干，活少只怕站。”听到有馍馍吃，立刻唤醒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的饥饿的可怕记忆，尽管我们还是有这样那样偷奸耍滑的小动作，但是我们参与的积极性或多或少提高了。
后来有幸读到曾国藩，他说的“人贵在有恒”，就是说人做事要耐得烦，道理和母亲说的“凡事不要怕麻烦”一样。世间的道理，其实都一样。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不能成功。”
读多了关于曾国藩的书，自然就免不了关心与曾国藩一生关系紧密的左宗棠、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从这些书籍中，我对深刻影响晚清历史的这三位杰出人物从好奇到了解，从了解到研究，他们的家庭出身、为人处世、各种修为、后世声誉，成为我的人生参照。
我从曾国藩身上学到做人要“诚”，牢记一个谎言需要一百个谎话去圆；我从左宗棠身上学到做事要“实”，只有足踏实地，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我从李鸿章身上学到“智”，变通地看待这个世界，问题才有解决的方法。
当然，如果像1857年之前的曾国藩那样，过于认真，就会迂腐；像1859年之前的左宗棠那样，过度自信，就易遭受祸事；像1860年之前的李鸿章那样，过分奸滑，就会遭人非议。
我开始把阅人读史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陆续发表在一些刊物上，慢慢引起一些反响。和我交流的人，人数更多、地域更广。我再次发现，一个人不能只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小圈子中，一个人也不能只注重于个人的成败得失。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接触到更多人、扩大自己的圈子；为更多人着想，才能影响到更多人。只有认识更多人、做出更多事，才有可能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开创出一番天地，从而去影响历史。于是阅读的宽度、思想的高度、研究的方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历多了，思想放开了，之前的很多想法也就改变了。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应该在完成生存必须之后，尽量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我从川北山村走向大江南北，最后落脚天府成都，无论生活、工作多忙，一直没有离开过看书、写作。我想这是改变人生的根本因素。我搬家的时候，最令搬家公司工人头疼的就是书，以至搬家工人都称我为“大学教授”，他们以为只有大学教授才会有那么多书。
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首先要创造一个能够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今天我依然反对在没有解决基本生存必需的时候，“理所当然”坐下来读书。靠读书可以谋生的天才除外。
直到2014年，基本上解决了吃穿住行等生存必需之后，我决定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一切，开始专心致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年我44岁，人生已经过了一半，甚至更多，再不开始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过再好的生活，对我都没有多少意义。经过一两年的准备、转折，我终于开始做专业作家才做的事：专心看书、专业写作。
当然，看得最多、研究得最多的书，自然是关于晚清、关于曾左李。十年来，几乎无一日不读晚清，无一日不读曾左李。十年来心无旁骛地研究曾左李，这十年，是收获多于付出的十年；这十年，是读历史也悟人情的十年。十年来，我写作的多篇关于曾左李“家事”“国事”“天下事”方面的文章，陆续在多家刊物上发表。从2020年开始，在马青尘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开始把对曾左李的一些研究心得，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比对、揉和，整合在一起，朝着一本书的方向努力。我希望把从曾左李身上受到的教益、启迪，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提炼出来，转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是，有了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