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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印象派的大师， 克劳德·莫奈无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纵观整个艺术史， 莫奈也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
克劳德·莫奈1840年11月14日生于艺术之都巴黎，父亲阿道夫·莫奈是个杂货商。生意一般， 五岁那年他们举家迁往诺曼底海岸城市勒阿弗尔。莫奈的姑姑在那里，姑父的家族勒卡德尔是勒阿弗尔最重要的家族之一， 在那里经营着很大的船舶相关的供应生意。
莫奈就在港口和海边长大。英吉利海峡的光线随时在变——晨雾弥漫的时候港口的帆樯只剩影子，午后的烈日把码头上的石板晒得发白，暴风雨前天空被压成铅灰色，黄昏时海面上浮起绚丽的橘红，所有的颜色都是转瞬即逝， 第二天又会像万花筒一样出现。
莫奈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在学校里是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在课本空白处画满了老师的漫画像。漫画画得极其传神，传遍了全校， 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甚至在整个勒阿弗尔地区都小有名气了。他给当地的名流和商人画讽刺肖像，把头画得很大，身子缩得很小，神态却是极准，既刻薄又好笑。有的时候一幅居然能卖二十法郎，这可是个不错的价钱——当地一个熟练工人一天也就挣个四、五个法郎。他的漫画挂在勒阿弗尔最有名的一家裱框店里出售。
那家裱框店的橱窗里还挂着另一个人的画——风景画家欧仁·布丹的海景。莫奈那时候不太看得上他，觉得那些灰蒙蒙的海景平平无奇。结果有一天他们在店里遇见了。布丹看了莫奈的漫画，夸了几句，然后说：“你有天赋，但你不会就这样停下来吧？出去写生，画风景。海和天空里有多少美啊，就在光和空气里。”
到了夏天， 莫奈真的跟着布丹去了海边。这一次写生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后来说，就像有人在眼前拉开了一道帘子。布丹对着真实的天空和海面作画，颜色是从自然里直接取来的，不是在画室里凭记忆调的。从那天起，莫奈知道自己要画什么了。
他晚年说：“我成为一个画家，完全是因为布丹。”这个时期， 莫奈还遇到了荷兰风景画家容金德，两人曾一起在诺曼底户外写生，容金德对于天空、水面和瞬间光线变化的敏锐观察，也深深影响了莫奈。
当时的法国实行征兵抽签制，抽中的人要服七年兵役。1861年，二十岁的莫奈抽中了签。有钱人家会花两千五百法郎买一个替代名额，让别人替自己去。当时莫奈的父亲有能力付这笔钱，但他给莫奈开出了条件：付钱可以，放弃画画，回来接手家族生意。
莫奈拒绝了。于是他去当了兵。
他选的是非洲猎骑兵团，被派往阿尔及利亚。选这个部队的理由有两个，一个还算是正经：当年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去摩洛哥之后画出一系列作品深受莫奈喜爱，尤其是那些浓烈的色彩，让莫奈觉得北非的光和异域风情值得去亲眼看看；另一个很不正经：那身军服，金色肩章、蓝色军装、高筒皮靴和小军帽，实在是好看。他后来承认：“当兵燃起了我的冒险精神，而且那套军服实在是很优雅。”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一身好看的衣服去打仗，这件事听起来荒唐，但也很莫奈。
到了阿尔及利亚，现实和想象差距不小。他骑术不精，骑兵团的日常训练他跟不上，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清扫马厩——这件事显然不那么美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但北非的阳光满足了他的想象：阿尔及利亚的太阳不是勒阿弗尔的太阳，它热烈、直接，使得阴影的边缘更锐利，色彩更饱和。
第二年春天他不幸染上了伤寒，病得死去活来，被送回勒阿弗尔养病。他的姑母勒卡德尔夫人是一个业余画家，理解莫奈对艺术的执念。她花了约三千法郎把莫奈从军队里赎身了，条件是他必须去巴黎上正经的艺术学校，不能再瞎混野路子了。
莫奈来到巴黎后，先在自由开放的苏斯画院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结识了毕沙罗，两人后来成为印象派阵营中重要的伙伴。
1862年秋天，莫奈进入瑞士画家夏尔·格莱尔的画室。这里收费低廉、气氛宽松，不像官方美术学院那样强调学院规范。在这里，莫奈认识了雷诺阿、西斯莱和巴齐耶——这四个后来改变了艺术史的人，当时不过是几个愣头愣脑的文艺青年。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和格莱尔的教学理念格格不入。格莱尔要求学生按照古典规范画，莫奈直接用他在布丹那里学来的方法画，格莱尔看了说：“不错，但太真实了。你应该记住古希腊人，年轻人。”莫奈不以为然。 他回去跟朋友们说，咱们走吧，去个空气新鲜的地方画画。
四个人开始结伴去了枫丹白露森林写生。森林里光线透过树冠落下来，在地面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时时刻刻都在改变。他们在那里画了一个又一个下午，回来以后在巴黎最便宜的咖啡馆继续争论到深夜。
1863年，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者沙龙"引起轩然大波的时候，莫奈就在观众中间。那幅画启迪了他，让他意识到原来绘画不必追随学院派的规矩，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世界。
1865年，莫奈二十五岁，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要画一幅巨幅户外群像去参加沙龙，直接回应马奈两年前引起轰动的《草地上的午餐》——但他要在真正的户外画，对着真实的阳光，而不是像马奈那样在画室里完成。画布足足六米宽。他带着好友巴齐耶和刚认识不久的模特卡米尔去枫丹白露森林写生，让他们充当模特。巴齐耶和卡米尔在画中都出现了好几次。 卡米尔穿着白色裙子在树荫下，光从树叶缝隙漏下来，打在裙子的褶皱上，一片亮，一片暗。那种光影的跳动，莫奈以前在画室里从来抓不住，但在森林里，它触手可及。
可是那幅巨作最终没有完成，因为画面实在太大了，在户外操作极其困难。后来莫奈穷得付不起房租，他就把这幅未完成的巨作押给了房东。等他好不容易有钱赎回来的时候，画已经在地窖里受潮发霉了。他不得不把它切成几块，到现在也只留下了残片。
不过莫奈也算是因祸得福：巨作来不及完成，莫奈临时改画了另一幅以卡米尔为模特的作品——《绿衣女子》。画面上卡米尔穿着一袭墨绿色条纹丝裙，微微回首，裙摆拖曳在地上。据说这幅画几天就完成了。这幅画在1866年的沙龙展出后大获成功，评论家赞不绝口，左拉也写了赞美的文章，画以八百法郎卖出——对一个二十五岁初出茅庐的无名画家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胜利。
那个夏天是一个美丽的夏天：莫奈和卡米尔相爱了。卡米尔后来成了他画里出现最多的面孔——《花园中的女人》《撑阳伞的女人》里的那个身影，都是她。
但这段感情遭到了莫奈父亲和姑母的强烈反对——卡米尔不过是个模特，出身普通，没有嫁妆。1867年卡米尔怀孕了，莫奈的父亲发现后勒令他立刻断绝关系。莫奈假装听从了——他回到诺曼底住进姑母在圣阿德雷斯的大宅子里，在那里画着优雅的花园和帆船，装出一副已经和卡米尔一刀两断的样子，好让姑母继续提供生活费。而卡米尔一个人留在巴黎，挺着肚子，住在一间小得可怜的公寓里，总是在为钱发愁。
1867年8月，卡米尔在巴黎生下了长子让。莫奈赶回来待了几天，又回到了诺曼底。家境富裕的好友巴齐耶出手帮忙，以两千五百法郎的高价买下了莫奈被沙龙拒绝的《花园中的女人》——分期付款，每月五十法郎——这笔钱勉强维持着卡米尔母子的生活。
过了两年塞尚把这个剧本一模一样地又演了一遍——都是富裕家庭的儿子，都爱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都不得不一边住在父母的大房子里装老实，一边偷偷接济远在巴黎的妻儿。印象派画家们在穷困和失意面前的窘迫，不只是吃不起饭，还包括在亲情和爱情之间的撕裂。
1869年夏天，莫奈和雷诺阿一起在塞纳河边的青蛙塘并肩写生——两个人站在几乎相同的位置，画同一个场景，画出来的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莫奈关心的是水面上颤动的光线，雷诺阿关注的是阳光下快乐的人群。
1870年6月28日，莫奈和卡米尔终于正式结婚。莫奈的父亲和姑母没有出席婚礼。写实主义大师库尔贝出席了婚礼，还做了见证人。
几周以后的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了。
巴黎陷入恐慌。莫奈带着卡米尔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让渡过英吉利海峡，在伦敦避难。在那里他遇见了同样在流亡的毕沙罗，两人一起去国家美术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研究英国画家透纳和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透纳那种把光线画成几乎抽象的色彩漩涡的方式，对莫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画家多比尼把莫奈推荐给了画商保罗·杜兰-鲁埃尔——这个人后来成为整个印象派最重要的商业支柱，在所有人都不愿意买印象派画作的年代里，几乎凭一己之力养活了这群画家。
战争期间，毕沙罗留在卢维希恩的房子被普鲁士士兵占用，画布被当成屠夫围裙和垫脚布，还有很多被焚毁。超过一千五百幅画就这样毁了，其中包括存放在那里的莫奈的作品。
1871年莫奈的父亲在法国去世，因为害怕被征兵，他没敢回去参加葬礼。他先绕道荷兰，在赞丹和阿姆斯特丹画了四个月，画了二十几幅画，然后才回法国，在巴黎近郊的阿让特伊定居下来。阿让特伊在塞纳河畔，有帆船、有铁桥、有中产阶级周末划船的悠闲，也有火车经过时喷出的蒸汽。
1872年前后，莫奈画了一幅勒阿弗尔港口的晨景。雾蒙蒙的天，水面上浮着几条小船的影子，远处的码头和吊车只剩轮廓，一轮红日从雾中升起来，倒影碎在水面上，橘红色的光点散落在灰蓝色的水纹里。整幅画没有一根清晰的线条，一切都在雾气中溶解、洇染。这幅画需要一个标题。展览目录的编辑问他，莫奈想了想说，它不能算是勒阿弗尔的真实景观，“就写印象吧”。于是标题就成了《印象·日出》。
1874年4月15日，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西斯莱、莫里索、塞尚等三十余位画家，在巴黎卡普辛大道35号举办了第一届独立画展。那个场地是摄影师纳达尔的旧画室，天窗透进来自然光。马奈没有参加。参加的人里面， 还有莫奈特邀的欧仁·不丹。
展览开幕十天后，讽刺杂志《喧哗报》的批评家路易·勒鲁瓦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印象派画展”。他抓住莫奈那幅《印象·日出》的标题大做文章，以两个看展的人的对话形式嘲讽道：“印象——我就知道！一张壁纸样稿也比这幅海景画更完整。”他本意是挖苦，画家们反而接受了这个称呼。“印象派”这个名字就此诞生。
1877年，莫奈做了一件有些奇葩的事：他搬着画架走进了巴黎的圣拉扎尔火车站。
当时他经常往返于巴黎与郊区之间，对这座终日被蒸汽、煤烟与轰鸣声笼罩的车站越来越着迷。阳光透过巨大的钢架玻璃穹顶，在白色蒸汽中被打散成迷幻而不断变化的光影。
后来，法国大导演让·雷诺阿在回忆录中转述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莫奈大摇大摆走进车站主管办公室，自我介绍说：“我是画家克劳德·莫奈。”他说自己在北站与圣拉扎尔车站之间犹豫许久，但最终觉得这里“更有特色”。铁路公司后来确实给予了他不少便利，据说工作人员会配合机车释放更多蒸汽，方便他观察不同光线下烟雾的变化。
莫奈在这里完成了十二幅《圣拉扎尔车站》系列。这是印象派第一次如此正面地描绘现代工业都市：铁轨、机车、煤烟与蒸汽第一次成为绘画的主角。莫奈仿佛在告诉人们——光不仅存在于树林、河流与田野之间，也存在于钢铁与烟雾构成的现代世界里。
阿让特伊的那几年，是莫奈最穷困的时期，也是他风格走向成熟的时期。经济上的转机曾经短暂出现过——1876年，巴黎富有的百货商人与艺术收藏家厄内斯特·奥歇德成了莫奈的大赞助人。奥歇德热爱艺术，出手阔绰，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收藏印象派的画。他请莫奈去他在蒙热龙的乡间庄园——罗滕堡城堡——画四幅大型装饰画。莫奈在那里住了整个夏天，画花园、池塘、火鸡、林间小路。就是在城堡里，莫奈认识了奥歇德的妻子爱丽丝。
但好景不长。奥歇德对钱没什么概念，花起来比挣得快。1877年他破产了，收藏的一百多幅印象派画作被低价拍卖，莫奈的那幅《印象·日出》只卖了两百一十法郎。这次破产不只是奥歇德个人的灾难，也重创了整个印象派画家群体的市场信心。
金主生意失败，莫奈自己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1878年次子米歇尔出生，卡米尔的身体从生完孩子以后急剧恶化。莫奈写信给朋友借钱，措辞几乎是恳求的。破产后的奥歇德一家无处可去，两家人在1878年挤进了韦特伊的一所房子里共同生活——莫奈的两个孩子加上奥歇德家的六个孩子，十二口人。爱丽丝一边照顾病情日渐恶化的卡米尔，一边管着这个混乱的大家庭， 生活捉襟见肘， 有时候窘迫到连一袋土豆都买不起。奥歇德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偶尔回来看妻子和孩子，每次他回来，莫奈就会离开——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一段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1879年9月5日，卡米尔死了，只有三十二岁。莫奈后来对朋友说了一段话：在卡米尔咽气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的眼睛本能地注意到死亡带给她面容的色彩变化——光线如何从皮肤上消退，阴影怎样取代了血色。他说这种本能比悲伤更早到达。他几乎无法原谅自己。他飞快地为刚刚逝去的卡米尔画了最后一幅肖像。笔触中带着悲伤，色调是蓝灰色的，卡米尔脸上的薄纱成了隔绝生与死的界限。
卡米尔死后的几年里，莫奈像一个不安的旅人，四处游走。他去了诺曼底的埃特勒塔，画那些被海水侵蚀出拱门的白色悬崖；去了布列塔尼的贝勒岛，画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南下到地中海沿岸的昂蒂布和博尔迪盖拉，还去了伦敦画泰晤士河上的雾，画了威尼斯水面上的宫殿倒影。每到一个新地方，他的调色盘就发生一次变化。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卡耶博特， 也是这群人最重要的资助者和收藏家，在这段时期给了莫奈不少经济上的支撑。
1883年，莫奈坐火车经过了一个叫做吉维尼的村庄——塞纳河和埃普特河在这里交汇，周围是果园和草地。他回到这里，在这里租下一栋粉色灰泥墙的农舍，后来又把它买了下来，再后来，在房子周围建起了那座举世闻名的花园。他在吉维尼住了四十三年，直到去世。
这时候，莫奈的人生也终于开始出现真正的转机。1886年，杜兰-鲁埃尔把大批印象派作品运到纽约展出，美国收藏家第一次真正系统地接受了这些画。巴黎人仍在争论这些模糊的笔触到底算不算“完成”的绘画，美国的新富豪们却已经开始大举购买。莫奈、雷诺阿尤其受到欢迎。经过十几年的贫困与挣扎，印象派终于第一次拥有了稳定的市场。
卡米尔去世后，爱丽丝·奥歇德选择了莫奈，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两个家庭的孩子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吉维尼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大家庭。1891年，早已破产潦倒的厄内斯特·奥歇德去世，莫奈亲自操办了他的葬礼。第二年，他与爱丽丝正式结婚。
其实从圣拉扎尔车站系列开始，莫奈就已经尝试过对同一个主题反复作画了。到了吉维尼，这种方式成了他最核心的创作方法。
1890年秋天到1891年，他画了将近三十幅干草垛。不是三十个不同的干草垛，是同样的那几个——在清晨的薄雾里、在正午的烈日下、在黄昏的余晖中、在雪地里、在夏天的金光里、在阴天的灰调中。他同时支着好几个画架，光线一变就换一幅画接着画。有时候一个效果只持续几分钟，他必须在那几分钟里抓住它，否则就永远错过了。
干草垛系列完成以后在杜兰-鲁埃尔的画廊展出，十五幅，三天之内全部售罄，轰动巴黎。后来的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在莫斯科看到了其中一幅干草垛的复制品，他后来回忆说，那幅画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画面可以不依赖物体的辨识度而独立存在。
还有白杨树系列——塞纳河畔一排白杨树，同样的角度，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光线，莫奈画了二十余幅。画到一半的时候，那批白杨树被政府拍卖了，要砍掉。他联系了买家，自己掏钱只为让树先留着，等他画完再砍掉。
1892年和1893年的两个冬天，莫奈在鲁昂大教堂正对面租了不同的房间，对着教堂的西立面画了两个冬天。二十余幅，同一座教堂的同一个立面。早晨的教堂是蓝灰色的，像是还没有苏醒；正午的教堂是金白色的，石头的肌理暴露无遗；傍晚的教堂则变成了橘色和紫色的交响，阴影从拱门里洇出来。同样的一砖一石，光线每一刻都在重新塑造它。
这种重复不是勤奋，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探索。莫奈画的从来不是物体本身，他画的是物体在某一刻被光照亮的样子——而那一刻也许永远不会再来。每一幅画都是对一个已经消失的瞬间的挽留。
这时候的莫奈，如日中天。印象派也获得了评论家与市场的承认。他再也不用为金钱发愁了。吉维尼的花园成了莫奈后半生最大的工程，也是他最大的一件"作品"。
他买下了房子周围的大片空地，雇佣了六个专职园丁，修建了那个后来出现在两百多幅画里的水池，引入了埃普特河的水。池塘上架了一座日本式的拱桥，漆成绿色，四周种满了垂柳、鸢尾、紫藤。莫奈是个狂热的日本版画收藏者——他的家里挂满了歌川广重和葛饰北斋的木刻浮世绘。日本美学对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那座桥上，也体现在整个花园的构思里：不对称的布局、水面倒影作为画面主体、对“空”的留白——这些都是从日本趣味中来的。水池长满了睡莲——他从专业苗圃订购了各种品种，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红色的。他从日本进口了樱花和竹子，从南美引进了水生植物。他对花园的执念不亚于对画布——每一朵花的位置、颜色的搭配、每一棵柳树倒影落在水面上的角度，都是精心设计的。他给花卉供应商写的信，事无巨细到要求具体的花色和花期。很多的花卉和植物甚至以前都没有在法国出现过。
他造这个花园，就是为了画它。这是一个画家为自己的眼睛量身定做的世界。
1899年，他开始画睡莲。他当时自己也不知道，这将成为他生命最后二十七年的唯一主题。
1908年前后，莫奈的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他看到的颜色不对了——红色变得更红，蓝色在消退，整个世界像是蒙上了一层黄褐色的薄膜。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说画出来的颜色和自己看到的对不上。
1911年，爱丽丝去世了。莫奈陷入了长期抑郁，几乎停笔。1912年他被确诊白内障，视力持续恶化。1914年，长子让也死了。在短短几年里，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儿子、正在失去眼睛——对一个靠眼睛活着的人来说，这是最残酷的惩罚。
莫奈这时候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经历了这些人间沧桑、世事沉浮，他停了下来。眼前的光正在消失，这世界上永远有他追逐不到的光线。光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这有什么重要呢？
这一次把他从抑郁中拉出来的，是一个老朋友：克莱蒙梭。
克莱蒙梭和莫奈1860年代在巴黎拉丁区相识，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穷小子。但真正变得亲密是三十年后——1895年克莱蒙梭看到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系列，被深深震撼，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写了一篇热情的评论，然后通过艺术评论家杰弗鲁瓦的引荐去吉维尼拜访了莫奈。从此两人相交将近三十年。克莱蒙梭绰号“老虎”，是法国政坛最强硬的人物，一战后期以七十六岁高龄出任战时总理，带着法国撑过了最绝望的那两年。1914年春天时候，战争尚未爆发，克莱蒙梭专程去吉维尼看望莫奈。那时候莫奈已经很久没有提笔了。克莱蒙梭说服了他，把老朋友拉回了画架前。
莫奈打起精神，他在吉维尼建造了一间巨大的新画室，长二十三米，他开始创作前所未有的巨幅睡莲——画布大到需要专门的轨道和滑轮来移动。他要画的不再是池塘的一角，而是要把整个水面包裹住观者。沉浸式的视觉体验就是从莫奈这里开始的。
一战打响后，莫奈没有离开过吉维尼。他在花园里画画，能听见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炮声。克莱蒙梭在前线和巴黎之间奔走，只要能抽身就去吉维尼。他认定法国必须以完整的文化活下去，莫奈和这批未完成的睡莲，是法兰西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他在战时还专门确保莫奈的画材供应不会因物资管制而断绝。
1918年11月12日，停战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天，莫奈主动给克莱蒙梭写了一封信：“我伟大的朋友，我即将完成两幅画，我想在胜利日签名，并通过你的斡旋将它们献给国家。这不算什么，但这是我唯一能参与胜利的方式……”这是莫奈自己提出的——把画献给法国，庆祝胜利。
白内障让莫奈的世界变成了橙色和黄色的朦胧的世界。他在几乎看不见的状态下继续画那个水池。画面的尺幅越来越大——有些宽达六米——轮廓越来越模糊，色彩越来越不受控制。他暴躁，焦虑，毁掉自己认为不合格的画布，又重新来过。有时候一幅画被他用刀割碎，有时候被他踩在脚下。
1923年，在克莱蒙梭的反复劝说下，莫奈终于接受了白内障手术。克莱蒙梭本人就是医学出身——他年轻时拿过医学博士学位，后来才转向政治。他劝莫奈做手术，不只是朋友的关心，也带着一个医生的判断。手术由眼科医生库特拉执刀。视力部分恢复，但色觉已经永久改变。他戴上矫正眼镜后发现，那些他以为画对了颜色的画，其实全都偏黄偏红——他在白内障的滤镜下看到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了一个色调。他为此痛苦不已，甚至毁掉了一些他认为"颜色全错了"的作品。
有趣的是，这段时期的作品，恰恰是莫奈最接近二十世纪的东西。那些巨幅睡莲——轮廓溶解，色彩漫漶，水面和天空不再有界限，倒影和实物不再有区别，整个画面像是一个没有上下左右的色彩空间——看起来更像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声，而不是印象派的收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的画家们重新发现了这批晚期睡莲。波洛克和德·库宁都说过，他们从那些画里看到了自己。一个十九世纪的老人在几乎失明的状态下，无意间走到了二十世纪的门口，推开了一扇他自己都不知道通向哪里的门。
莫奈曾说，他想画出“水的幻象，水面上的水草摇曳其中”。他在那个水池边坐了二十七年，用了两百多幅画去实现。
1926年12月5日，莫奈在吉维尼平静地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
那个曾经穷得付不起房租、在塞纳河边绝望徘徊的年轻人，最终活成了法国的国宝。他从十九世纪中叶一路活到现代主义时代，亲眼看见马车变成火车，煤气灯变成电灯，古典绘画的圣殿一步步崩塌，新的艺术世界慢慢形成。
但直到生命最后，他真正关心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水面上一瞬间的反光，云层移动时空气颜色细微的变化，黄昏落下时树叶边缘那一点转瞬即逝的金色。
克莱蒙梭来到莫奈的葬礼，看见棺材上盖着黑布。他说：“莫奈不能用黑色。”然后亲手换上了一块彩色的布。
次年，克莱蒙梭一手推动的橘园美术馆的两个椭圆形展厅正式向公众开放。莫奈的巨幅睡莲沿着弧形的墙壁环绕着观者，光从天窗落下来，和画面上的光连成一片。站在展厅中间，四面八方都是水、都是光、都是浮在水面上的那些颤动的色彩。没有画框，没有边界，天空和水池融在一起，你分不清哪里是画，哪里是真实的光。
中文名英文/法文名时间收藏地原图/馆藏链接
《草地上的午餐》马奈Le Déjeuner sur l’herbe1863奥赛博物馆，巴黎可搜奥赛官方页
《草地上的午餐》莫奈残片Le Déjeuner sur l’herbe1865–1866奥赛博物馆，巴黎
《绿衣女子 / 卡米尔》Camille / The Woman in the Green Dress1866不来梅艺术馆，德国
《花园中的女人》Women in the Garden1866–1867奥赛博物馆，巴黎可搜 Musée d’Orsay 官方页
《圣阿德雷斯花园》Garden at Sainte-Adresse1867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
《青蛙塘》La Grenouillère1869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
《巴齐耶的画室》巴齐耶Bazille’s Studio / L’Atelier de Bazille1870奥赛博物馆，巴黎
《印象·日出》Impression, Sunrise / Impression, soleil levant1872马摩丹·莫奈美术馆，巴黎
《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Gare Saint-Lazareseries1877奥赛、伦敦国家美术馆等
《卡米尔临终》Camille Monet on Her Deathbed1879奥赛博物馆，巴黎
《撑阳伞的女人》Woman with a Parasol – Madame Monet and Her Son1875美国国家美术馆，华盛顿可搜 NGA 官方页
干草垛系列Stacks of Wheat / Haystacks1890–1891芝加哥艺术学院等
白杨树系列Poplarsseries1891费城艺术博物馆、大都会等
鲁昂大教堂系列Rouen Cathedralseries1892–1894美国国家美术馆、盖蒂等
日本桥 / 睡莲池The Water-Lily Pond / Japanese Bridge1899 起伦敦国家美术馆、美国国家美术馆等
《睡莲》巨幅装饰画Nymphéas / Water Lilies约1914–1926橘园美术馆，巴黎
2026/05/17
Long Grove, 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