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完了。行李箱立在门边，像一只驯服的兽。
表姐送我，两人沿着旷野的路一直走，话头散漫，忽然就绕到了祖母的身上。说她夜里醒得越来越早，身子骨似乎也大不如前。
“你一年能回来几天呢？”表姐的话轻飘飘的，却活像一颗钉子。是啊，能回来几天呢。一年三百多天，我也不过就是趁着年头年尾，能勉强挤出这几天，辗转回来一趟。
“要不，你带上她走一段？”表姐望着路的尽头，“开车接上她，去你那儿住些日子。”
这话像一把钥匙，捅开了某扇从未想过的门。说干就干，我搀扶着祖母坐上座椅的后排，她没有言语，也没有多余的动作，轻得像一捧灰。
车辆驶出村庄，驶入了遥远的国道，越过了一道道的群山，故乡在后视镜里缩成一个模糊的灰点，然后渐渐淡出视野。
路上无话，暮色四合时，我将车拐进路旁一处僻静的汽车旅馆，侧方停在车位里。旅馆招牌上的霓虹缺了几处笔画，无力地闪烁着。
我开了一间房，安顿祖母暂时歇下，独自出去逛逛散散心。这路长得没有尽头，思绪也漫无目的，许是感到无趣，良久，我提了一壶热水回来，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门开了，房间里轻飘飘的，没有任何人的痕迹。
床上被子铺得平整，也毫无皱褶，仿佛从未有人来过。她消失了。没有挣扎，没有痕迹，一种彻头彻尾的、干干净净的“不在”。我愣在门口，寒意从脚底慢慢地爬上来。
接下来是漫无头绪的寻找，仿佛成了一场无声的默剧。我问询的店里的主人，脸都是模糊的；我走过的地方，都似曾相识却又全然陌生。最后，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忙音，长久的忙音。
“爸，”我的声音又干又急，“奶奶是不是去你那了？”
电话那头只是沉默，深得像一口井。“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她会不会……”
“我说了，没有。”
“你什么都不在乎……”我冲着话筒说了许多负气的话，仿佛将积累多年的怨愤，一股脑地发泄给他，字句像石头一样砸出出，电话的那头只是沉默。
良久，他才开口，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疲惫：“我出去找找。”
电话断了。忙音再次响起，嘟嘟，嘟嘟，一声一声地敲打着耳膜。
没有过渡，画面一转。下一刻，我已然站在老家的院子里百十步开外。暮色正是阴沉，染得天空灰得有些发黑。我看见院落中央那口老井，井沿依稀站着两个黢黑的人影，正努力往下放绳子。绳子细得像晾衣绳，父亲握持着绳子的一端绑在腰间。意识流到这里，我仿佛和父亲不约而同地产生一个可怕的预想，祖母掉下去了，父亲正设法下去打捞。
父亲背对着我，扶着井沿，试探着往下探脚。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一帧，我提着心吊着胆，大气也不敢出。接着，下一秒，他踩空了。
没有惊呼。他只是身子一歪，就消失在那个黑黢黢的深不见底的圆口里。时间仿佛被短暂得拉长，我看见他衣角最后翻了一下，接着，是漫长的、令人窒息的两三秒，才从极深极深的地方，传来一声沉闷的、被水包裹住的——“扑通”一响。
我着急得近乎有些癫狂。院子里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我要下去，立刻下去。可跑到井边，那漆黑的井口冒着寒气，井壁内侧弯弯曲曲的褶皱上，还残留着许多年前先辈锤打过的痕迹。一个冰冷刺骨的声音钻进脑海：这下面没有空气，下去就是送死。我得输送氧气，找制氧机……可是，到哪里找呢，我得救救他们，时间快来不及了。
我毫无头绪，我手足无措，在原地打转，绝望像湿透的棉袄紧紧地裹上来。
在这溺毙般的挣扎中，我倏地睁开了眼。
卧室的黑暗实实在在的包裹着我。看着无边的黑暗，现实中冷峻的思维告诉我，祖母，她老人家在十多年前已经撒手人寰了，而父亲也不过蜗居在村庄院子里的一处小家里。可是刚刚那股熟悉的连接感，却也不似在梦中……
恐惧的余波仍在胸腔里震荡。在父亲身影消失的刹那，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攫住了我——我与他，中间隔着经年的怨怼与深谷，即便我从未承认我需要他。可在他坠落的那一瞬间，我骇然惊觉，父亲仍然是一座大山，是一座深广的大山，是我在这茫茫尘世里，不至于彻底孤零零自处、最后的精神依托。
这依托如此脆弱，细如井绳，却维系着全部的重力。这巨大的孤寂，让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托尔斯泰笔下《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望着娜塔莎跑开时的瞬间，他不知为什么，只觉得这世上仿佛只剩他一个人了。
从前读起来轻飘飘的一句话，此刻穿过了纸页与岁月，化作千万刀剑，在我醒来的这个深夜里，刺入了我的身上，落下了最确凿的、血肉模糊的回响。
窗外的夜还长，梦散了，可那井底的寒气，却仿佛永远地留在了地板的缝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