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对历史的普及性讲述中，有一种观点慢慢占据主流，那就是历史的叙述不应该也不允许简化。
想想我们小时候大人们让我们读历史故事，为的是“收获人生经验，懂得做人的道路”，所以历史故事的模板往往是心灵鸡汤式的，比如说东方朔如何机智对答汉武帝，告诉我们做人应该懂得灵活变通；或者是英雄主义的，某个高尚的人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拼尽全力，最终流芳千古。
这样把历史当成是手段的启达式读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流于表面，经不起进一步推敲，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尚且说得过去，但如果成年人仍然沉迷于非黑即白的小说式读史方法，说实话还真不如多睡点觉。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近十年在国内大火，长期霸占历史书籍榜单前几名的宝座，他在这里中所提出的“大历史观”正在成为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们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历史事件，一件事有它的起源、成因和影响，涉及的人物也各有各的动机和目的。同样一件事，站在什么样的层面去观察，站在哪个位置去讲述，最终呈现出的意义与观感，往往大不相同。所以读历史，就得左手握着放大镜，右手拿着指南针，反复比对，织出一道细密的蛛网来。
马勇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很有名，著名的“晚清四书”一直是晚清史普及读物市场的热门书籍，而新出版的这本《叠变》正是马老师希望能放大历史细节、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的一次努力。
如果不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话，大部分人对于近代史图景的把握应该就止步于高中历史教材给我们呈现的样子了。清政府故步自封愚昧贪腐，英国用鸦片和枪炮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然而事实上在清朝初期，清政府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顺治帝甚至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大家都知道钦天监对于朝廷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担当该职。到康熙一朝，甚至皇帝亲自带头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然而当传教士们背后的罗马教廷“无视中国主权，藐视中国社会制度和儒学传统，企图以外来宗教干预科举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时，清政府终于忍无可忍，原本开放的国门也就慢慢关闭。
小小的传统历法与西洋历法之争，很多士人甚至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看似激进，但当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就不能简单的将其理解为哪个历法更优越的理想之辨了。当清政府意识到作为立国之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排斥与抗拒就会成为本能反应。这种担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要看看如今的南美及非洲国家就能明白，秩序的动荡固然会死很多人，但文化上的颠覆影响会更加深远。
你看，仔细了解原委之后，我们会发现清政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帮酒囊饭袋，天天只会做天朝上国的白日美梦。事实上，任何一个事后看起来无比愚昧的行动与政策，在当时当地看来，都有着充分的利益考量与心理动机。
将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内容细节化，暂时放下悲愤的情绪，以共情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再去反思那些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结论，我们如今正需要这样的历史再教育。看得出来马老师是在尽力往普及的路子上去写，如今我们不仅需要高屋建瓴的学术论著，也需要有学者站出来讲好近代史的故事，让更多人能看到历史的不同面相。
